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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1895～1990）致湯定宇、程天賦夫婦有關吳宓和遠避云南的長信
信箋 一通二頁（帶信封一枚）
1947年3月27日作
識文：定宇、天賦兩弟仝鑒：前接定宇來書，云不日赴武大，乃久未得訊，方深懸系。今日得自武漢來書，得稔近況為慰。學風之壞，洵如尊論，然萬方一概，固非一隅為然也。此等風氣乃學術界自種禍根，亦不得歸罪于社會。穆前在北平時固已早矚其機先，時時作危言，曾不為時所瞭。此次遠避來滇，亦因彼眾我寡，既不獲稍申我意，惟有潔身遠避，恐風潮所鼓，斷非短時期所能寧定。一校之紛紜，其事尚小，不以厝懷可耳。穆在此一切粗可，惟飯食終不得好辦法，身體僅能勉強維持，精神終嫌不夠，因此未能安心著述，此亦一憾事也。內人患喘疾，兼以心臟衰弱，時時麻痹，來此極不相宜。兼三兒均年幼，均在高中，今年大小兒畢業，明夏第二兒畢業，后年暑第三兒畢業。若舉家來滇，將來于彼輩學業有妨。若放此諸兒在蘇，愚夫婦到滇，則又心不能安。至經濟問題尚在其次，若為家庭關系，則莫如穆留京滬一帶，然私意義又不樂，因此決心一人來此。淑蘭相侍有年，彼初意來滇，此于鄙況良為有利，頃留滬上，承弟等關心，極以為感也。匆此，即頌儷祉。錢穆手啟，廿七日。
再啟者，穆前著《中國文化史簡編》，曾有譯稿校記數紙在吳雨生先生處，月前有一圅索回，未蒙見復，不知其收到否？懇吾弟特為此事去吳先生處一走，當面說明。鄙意將此數紙取回，煩弟掛號寄來，并向吳先生特致感謝之意為要。匆匆，不另作圅，代為向吳先生道候，至囑至囑。又及。
說明：湯定宇、程天賦夫婦上款。湯定宇1941至1943年在齊魯大學時師從錢穆。同時，程天賦與黃淑蘭在華西大學相識。
此為錢穆抗戰勝利后所作長信，圍繞學界風氣、與北平學術界矛盾以及遠避云南而作，兼及吳宓、妻子張一貫、黃淑蘭，和錢著《中國文化史簡編》等，作于1947年3月27日。錢穆時在昆明五華學院任教。
在信中，錢穆談到湯定宇前往武漢大學任教，錢氏對當前學風不滿，并因與北平學術界之矛盾而選擇至云南任教。因三子“均在高中”，錢穆選擇先期只身前往。當系出于授課需要，錢穆令湯氏向同在武大的吳宓索取“穆前著《中國文化史簡編》”“譯稿校記”。
據信可知，錢穆1946年重返云南赴任五華學院教職，部分出于與傅斯年等北平學術界的矛盾，期遠離北平的政治漩渦和人事糾紛。抗戰勝利后，北大亦于1946年復校，由胡適擔任校長，由傅斯年暫代校長之職。原北大教授均在受聘之列，但錢穆未獲續聘。據顧頡剛1946年12月16日致夫人張靜秋信中有言“現在外邊罵賓四的真多，如傅孟真等”，可知當時錢穆與傅斯年等人矛盾已深，因而有信中北平“學風之壞” “彼眾我寡”之言。又信有“淑蘭相侍有年，彼初意來滇，此于鄙況良為有利”，印證了錢穆初時確有與黃淑蘭避居云南之意。
所及《中國文化史簡編》，見載于吳宓日記1945年10月5日條，謂“下午錢穆來，出示其近著《中國文化史簡編》及全書英文譯稿，命為校閱一過。宓厭苦之，允為擇可疑處對勘云云”。此書完成于抗戰期間，后以“中國文化史導論”為題，1948年由上海正中書局出版。
QIAN MUAUTOGRAPH LETTER SIGNED TO TANG DINGYU AND CHENG TIANFU ABOUT WU MI AND ESCAPE TO YUNNAN
Two pages
Dated March 27, 1947
Note: Dedicated to Tang Dingyu and Cheng Tianfu.
30×20cm×2
RMB: 80,000－100,000
作者簡介：錢穆（1895～1990），字賓四，自號未學齋主，改稱思親強學齋，又有素書樓，江蘇無錫人，后遷臺灣。著名史學家。歷任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華西大學、浙江大學齊魯大學的講師和教授。
上款簡介：1. 湯定宇（1915～1999），字行健，江蘇昆山人。東吳大學法律系畢業，后考入清華大學，師從陳寅恪、顧頡剛、錢賓四，后入金陵大學研究院，從蒙文通、李小緣諸師。李小緣惜才，資助誘掖。著成《東漢尚書制度考略》。后居香港，任香港樹仁學院中文系主任、文學院院長。
2. 程天賦，原名程成，四川萬縣人。師從李小緣。曾就讀于復旦大學、大夏大學，全面抗戰爆發后曾去延安，后轉學華西協和大學哲學系。1943年入金陵大學文科研究所，畢業后協助顧廷龍參與“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向日本追繳流失文物的資料整理工作。1949年后任職上海市社會科學院，曾任中國古史研究組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