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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用儀（1826～1900）?致王凱泰有關中外形勢及朝野政壇的信札三通
信箋?三通八頁
1869至1872年作
說明：王凱泰上款。
此為徐用儀論晚清國內政局及外來侵略的信札3通8頁，談及北洋備戰(zhàn)、回苗起義、中樞變更、內府刻書、中英修約、法國教案、俄國入侵伊犁、美國介入中日在朝爭端等諸多重要事件，涉及曾國藩（中丞）、李鴻章（中堂）、左宗棠（左帥）、李鶴年（子和）、翁同爵（玉圃）、何璟（小宋）、英翰（制軍）、鮑源深（花潭）、錢鼎銘（調甫）、許庚身（星翁、星叔）、許道身（緣仲）、蔣志章（樸翁）、孫家谷（稼生）、譚仲麟（文卿）、志剛（克庵）、葆亨（葆君）、朱智（敏翁）、孫楫（駕航）、馬化龍（馬化漋）、郭松林、榮全（將軍）、馬如龍、周達武、赫德（Robert Hart）、威妥瑪（Thomas Wade）等，多為清末朝、省大僚。
六月十四日提及“甘肅北路肅清后，屢催進剿南路，左帥覆陳現時搬運三個月糧草”，檢《左宗棠全集》，同治八年十月初七（1869年11月10日）上諭“左宗棠奏北路官軍剿回迭勝一折……甘肅北路會剿回匪獲勝”，所述情形基本吻合。又《李鴻章全集》有同治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奏稿曰“調任湖北提督郭松林……于六月間回鄂……當以襄樊系北路重鎮(zhèn)”，與信中“湖北提督郭松林本在荊州防堵”等語相合，可知此信約作于同治八年六月十四日（1869年7月22日）。
臘月十五日信提及“甘肅金積堡合圍后，賊勢已促……逆首馬化漋有自縛投誠”，查《左宗棠全集》同治九年十月二十日，左奏有“官軍會剿逆回……現在合圍金積老巢，首逆被創(chuàng)”語，可知此信應作于同治九年。又信中所及“志克庵、孫稼生從外國回來”即指同治間蒲安臣使團外訪事。查蒲安臣、志剛（克庵）、孫家谷（稼生）一行自同治六年十二月出訪各國，前后歷時近三年，于同治九年十月返京。綜上，此信當作于同治九年十二月十五日（1871年2月4日）。值得一提的是，信中所謂“近來外間之事，惟洋務最為難辦，而教案為尤甚”，所及“教案”指此前數月爆發(fā)的天津教案，對此案的失當處置成為曾國藩的湘軍勢力被打壓的導火索，曾亦于1872年憂憤而亡。
十一月廿二日信末有“正欲封函，適聞樸翁作古”語。查蔣志章（樸翁）于同治八年擢升陜西巡撫，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72年1月2日）卒于任，與落款時間完全吻合，可知此信即作于1872年1月2日。
XU YONGYI LETTERS
Ink on paper, letter (eight pages)
Dated 1869-1872
Note: Dedicated to Wang Kaitai.
25.5×22.5cm?23.5×12cm×3?22.5×12cm×4
RMB: 90,000－120,000
作者簡介：徐用儀（1826～1900），字吉甫，別字筱云，一作小云，室名水竹居，浙江海鹽（今屬嘉興）人。“庚子被禍五大臣”之一，與許景澄、袁昶并稱為“浙江三忠”。歷任大理寺卿、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書、軍機大臣等。有《竹隱廬詩存》。
上款簡介：王凱泰（1823～1875），初名敦敏，字幼徇、幼軒，號補帆、補園主人，江蘇寶應（今屬揚州）人。道光三十年（1850）進士。曾任浙江督糧道、浙江按察使、廣東布政使、福建巡撫等。著有《致用堂志略》《臺灣雜詠》等。
鄭健廬喜愛結交朋友，與當時的文化界人士相當熟稔，更與徐悲鴻（Xu Beihong, 1895～1953）有著深厚的友誼。兩人相識于1928年，當時徐悲鴻因應福建省教育廳長、黃曼士之兄的黃孟圭邀請，至福州小住，并出席福建省第一屆美展，廣交當地名士。三、四十年代，徐悲鴻多次游訪嶺南，特別是在廣州、香港及澳門時，都由鄭健廬和鄭子展昆仲接待，并且介紹徐悲鴻予當地文化及藝術圈人士。徐悲鴻來港期間多下榻鄭氏兄弟于跑馬地山村道的寓所，并設置臨時畫室進行創(chuàng)作，畫人文士接踵而來，極為熱鬧。
鄭健廬（1892～1980），字子健，又名馭鑣、家騏，出生于廣東書香世家。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曾任中華書局華南區(qū)監(jiān)理兼香港分局經理。與其六弟鄭子展于三十年代一同主理中華書局港澳地區(qū)業(yè)務，其家族亦長年于福建經營茶葉生意，與當地士紳及文化人士有著深厚交情。鄭健廬喜愛結交朋友，與當時的文化界人士相當熟稔，更與徐悲鴻有著深厚的友誼。
徐悲鴻（1895～1953），江蘇宜興人。二十歲赴滬謀生時，結識高奇峰，書法得康有為親授，曾入震旦大學學習繪畫，并考察德、比、意國美術。1944年任中國美術學院院長，1946年任北平藝專校長，1950年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主席。畢生從事美術教育，奠定了以寫實為基礎的現代中國美術教育體系。著述頗多，有《徐悲鴻藝術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