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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題唐寫經《妙法蓮華經常不輕菩薩品第二十》
唐寫本
1卷?黃麻紙
鑒藏印: 右任（朱）?常熟顧坤一（朱）?家住補溪夫容莊（朱）
提要: 是經首尾俱全，存五紙，烏絲欄界，行十七字，書風流利而不失法度。卷末有民國三十七年（1948）于右任墨筆題觀款。舊托裱，綾面鑲邊，保存完好。常熟名中醫顧坤一舊藏。
[YU YOUREN] SADA APARIBHUTA BODHISATTVA OF SADDHARMA PUNDARIKA SUTRA (Vol. 20) Manuscript in Tang Dynasty
1 scroll
經卷: 24.3×155cm
RMB: 280,000-350,000
跋者簡介: 于右任（1879～1964），名敬銘，字右任，號神州舊主、太平老人，齋號鴛鴦七志齋，陜西三原人。擅詩詞，精于書法，富藏金石。同盟會會員，曾任陜西靖國軍總司令、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等職。著有《右任文存》《右任詩存》等。
王勃（650～676），字子安，為“初唐四杰”之首，是唐代文學史上的開篇人物。王勃英年早逝，年僅二十八歲，然“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妙筆華章，卻亙絕千古，至今為人所稱頌。楊炯在為《王子安集》所作序文中贊嘆曰: “神機若助，日新其業。西南洪筆，咸出其詞。每有一文，海內驚瞻。”
關于王勃文集，新舊《唐書》、《崇文總目》、《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等書目皆著錄為三十卷，宋《郡齋讀書志》、元《文獻通考》則為二十卷，洪邁《容齋四筆》曰“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可見其文集至南宋已有散佚，而今更無宋元刻本存世，敦煌文獻中也未見王勃集之片紙只言。今所傳者皆為明清人搜輯重編，如明崇禎十三年（1640）刻張燮輯《王子安集十六卷》、清光緒九年（1883）刻蔣清翊輯《王子安集箋注二十卷》等。王勃集原本究竟是三十卷還是二十卷，倘若僅據中國傳本，實難定論。
慶幸的是，日本尚存王勃集唐寫本殘帙四種（均被指定為“國寶”或“重要文化財”），它們為解決這一疑案提供了確鑿的證據。這四種殘本分別是:
1.上野本: 唐寫本《王勃集》卷二十八墓志下（存墓志三篇），上野尚一藏（委托京都博物館保管）。日本國寳。
2.富岡本: 唐寫本《王勃集》卷二十九（存行狀一篇、祭文五篇）、卷三十（存王勃卒后親友書信、祭文四篇），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日本國寳。
3.神田本: 唐寫本《王勃集》卷二十九之《祭高祖文》（存二十二行），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日本重要文化財。
4.翰墨城本: 唐寫本《王勃集》卷二十八之《陸錄事墓志》（存三行），靜岡縣熱海市MOA美術館藏。日本重要文化財。
上述唐寫本的前三種，羅振玉在內藤湖南等日本友人的襄助下陸續校勘影印，第四種翰墨城本于1979年影印出版，日本學者道坂昭廣近年研究定為王勃集佚篇。此四種唐寫本乃同一寫手抄錄，舊藏于日本千年古寺興福寺（卷二十九、卷三十的紙面有“興福傳法”朱文印），背部皆有平安時期日僧手寫戒文。正文中凡提到“華”字處皆闕筆，據內藤湖南考證，是避諱武則天祖父謚號，且寫本中未采用武則天時期制字，故其抄錄時代應當在武則天確立則天文字（即690年）之前，約在唐垂拱至永昌年間（685-689），比正倉院寶物中慶云四年（707）題記的王勃《詩序》還要早二十多年，距王勃去世僅十余年，故為王勃集現存最早的寫本。此四種所存卷次為二十八至三十，這也證明了兩《唐書》、《崇文總目》等書目所載《王勃集》原編為三十卷的史實。上述論斷自民國以來已成為學界的基本共識。
此次西泠秋拍中的這件《王勃集》殘卷，縱25.2cm，橫21.8cm，存十二行，每行十四至十五字不等。烏絲欄界。楮紙色偏灰白，有蟲蛀。紙背為平安時期日僧書寫戒文，復經日本皮紙托裱（與其它四件寫本相同）。從書法、內容、紙張、行款、尺寸、背部字跡、保存狀況等方面仔細比對，可知此卷與日藏四種唐鈔本為同一寫手，且與上野本、翰墨城本同屬卷二十八。文中有“又遷楊府録事”之語，為志主最后終官，又有“縂章元年”字樣，與王勃寫作時代相合，故推測此殘篇當即上野本佚失的《陸錄事墓志》。此為最新發現的王勃集佚篇斷簡，極爲珍貴。
此卷書法結體緊湊、圓勁有力，猶存魏碑筆意，為初唐時期之書風。諸家于卷二十八、二十九多有評論，皆可資參考。如楊守敬《留真譜》（卷九）據日本《聆濤閣帖》刻入卷二十八之十一行，云其: “書法古峭，出《文館詞林》上”，內藤湖南跋“上野本”云: “其書法近北朝人，仿佛有《敬顯?碑》（即《敬使君碑》）、《杜文雅造像》遺意”，杉村邦彥認爲唐鈔本王勃集: “在字體瘦細，線條運筆開闊及擺出向勢，右肩略低的厚重結體方面具有特征。”（《唐鈔本·王勃集》提要）。需要指出的是，王勃集殘卷除唐人的時代氣息外，尚表現出北朝碑刻的特征，我們認爲這一寫卷當出自中原地方善書人之手，故其紙張、書寫風格與現存敦煌寫經有著明顯差異，與日本的古寫經及文人書法也迥然不同。其全卷或即遣唐使攜歸日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