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聞一多逝世77周年
特以此聞家駟舊藏聞一多文獻專題
（由聞家駟家屬友情提供）追憶之。
從抗戰爆發被迫南遷
到聞一多犧牲的九年時間，
是他人生最豐富最顛簸的人生旅程，
也是在此，他的思想為之轉變，
成為一名有才有情的民族勇士。
2023西泠春拍
聞一多（1899～1946）?為聞家駟書?陶淵明句
紙本?鏡片
1944年作?
出版：1. 《聞一多在昆明的故事》P101，余嘉華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2. 《聞一多畫傳》，北京大學畫刊社，1986年。
3. 《聞一多全集11 美術》P8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4. 《詩人 學者 民主斗士——聞一多》P129，聞立雕、聞立鵬、杜春華、聞黎明著，中國攝影出版社，1996年。
5. 《追尋至美·聞一多的美術》P87，聞立鵬、張同霞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1年。
6. 《聞一多全集11·美術》P81，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7. 《速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大師與名家叢書·聞一多卷》P152，藍天出版社，2004年。
8. 《梅花知己 民國文人印章》P145，管繼平著，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年。
9. 《聞一多圖傳》P7，聞立雕、杜春華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 《文化雄獅·聞一多》P172，劉文孝、劉圣雨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
著錄：11. 《文史資料選編 第4記輯》P156，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會編，北京出版社，1979年。
12. 《昆明文史數據集萃 第16輯》P281，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云南省昆明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1991年。
13. 《浠水文史 第十三輯 紀念聞一多先生誕辰100周年專輯》P37，浠水縣紀念聞一多誕辰百周年委員會編，1999年。
14. 《想起京都一只鳥》P265，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
15. 《民盟歷史人物 聞一多》P407，聞黎明著，群言出版社，2012年。
刊載：16. 《翰墨傳千秋——聞一多在昆明的題詞集釋》P34，余嘉華著，云南師范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學報，1996年。
展覽：17. 《紅燭書畫選萃——浠水聞一多紀念館收藏》，王錦華主編，崇文書局，2009年。
說明：聞家駟上款，由其家屬友情提供。時聞一多與胞弟聞家駟同在西南聯大教學。
此為抗戰時期聞一多書陶淵明句，表達抗戰流亡中對家鄉的思念之情，作于1944年春，蓋自用印“金汁灌叟”。出版并著錄于眾多聞一多相關文集。
聞一多的手跡在市場中非常少見。
據聞家駟在《關于一多兄書寫的兩個條幅》中回憶，其時他住在昆明云南大學附近，住所環境雅靜，令其想起了陶淵明“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之句，遂攜紙“請一多兄題了陶淵明這兩句詩”。
所及“湖上老宅”，即聞一多家鄉浠水老屋。老屋后面是高坡，屋前是一篇稻田，稻田下有“望天湖”。所蓋印章“金汁灌叟”中“金汁”為昆明一條河流之名，名為“金汁河”。自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聞一多攜家眷隨校遷往昆明，在西南聯大多年，因戰事焦灼，家國破碎，自此未曾返回浠水老家。
76×14.5cm
1938年初，日軍沿長江進犯中國腹地，長沙臨時大學決定南遷昆明。
“查本校遷滇原擬有步行計劃，借以多習民情，考察風土，采集標本，鍛煉體魄，務使遷移之舉本身，即是教育。”
聞一多報名參加步行計劃，出發前他回湖北老家省親，老友顧毓琇邀請他留在武漢，到教育部任職，他婉辭了。
臨別時，面對妻兒，他淚流滿面，說“學校太困難了，我要回去了，咱們云南見。”
戰時，因親身感受和目睹了太多流離失所，聞一多喜歡寫陶淵明句以表達思鄉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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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一多（1899～1946）?書顧炎武名言
紙本?鏡片
出版：1. 《聞一多在昆明的故事》P55，余嘉華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2. 《聞一多畫傳》，北京大學畫刊社，1986年。
3. 《聞一多》P129，劉烜著，人民出版社，1986年。
4. 《聞一多全集11·美術》P94，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5. 《聞一多畫傳》P165，聞黎明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6. 《聞一多全集11·美術》P94，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7. 《速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大師與名家叢書·聞一多卷》P153，藍天出版社，2004年。
8. 《聞一多圖傳》P157，聞立雕、杜春華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9. 《拍案頌：聞一多紀念與研究圖文錄》P372，聞立樹、聞立欣編著，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
10.《中國文學十講》P5，陸萼庭、趙昌平編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
11. 《中國文學十講》P5，陸萼庭、趙昌平編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
著錄：12.《文史資料選編 第4記輯》P157，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會編，北京出版社，1979年。
13. 《昆明文史數據集萃 第16輯》P284，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云南省昆明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1991年。
刊載：14.《翰墨傳千秋——聞一多在昆明的題詞集釋》P35，余嘉華著，云南師范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學報，1996年。
展覽：15. 《紅燭書畫選萃——浠水聞一多紀念館收藏》，王錦華主編，崇文書局，2009年。
說明：聞家駟舊藏，由其家屬友情提供。
聞一多為育材同學書條幅，錄顧炎武名句，是聞氏書生報國情懷的重要見證。出版并著錄于聞一多眾多文集。
聞一多的手跡在市場中非常少見。
據聞家駟《關于一多兄書寫的兩個條幅》記載，此件系聞一多犧牲后，聞家駟整理遺物時發現并裝裱保存下來，“寫這個條幅的年代大約在1944至1946年間，題款’誦之’二字意義深長，說明了一多兄不但自己關心國家大事，，而且也說明他滿腔熱情地關懷著當時青年一代的成長。”直至聞一多犧牲，該條幅一直未能送交“育材同學”手中。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句出顧炎武《日知錄》，“有亡國，有亡天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梁啟超將此句概括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60×16cm
1938年2月15日，聞一多、李繼侗、曾昭掄、袁復禮等教授和體檢合格的284名男同學，從長沙出發，開始三千里的徒步西南之旅。
“國難期間，走幾千里路算不了受罪，”聞一多在一路上畫下了許許多多的寫生作品，記錄祖國西南地區的風土民情。
“再者，我在十五歲以前，受著古老家庭的束縛，以后在清華讀書，出國留學，回國后一直在各大城市教書，過得是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廣大的農村隔絕了。雖然是一個中國人，而對于中國社會及人民生活，知道得很少，真是醉生夢死啊！現在應該認識認識祖國了！”
對于聞一多的治學，錢穆在《師友雜記》中這樣寫道（1937年11月11日，從北京、天津遷往長沙的長沙臨時大學開課了，文學院因校舍問題，只得設置在一百多公里外的衡陽南岳。）：
“一日，余登山獨游歸來，始知宿舍已遷移，每四人一室，不久即當離去，時諸人皆各擇同室，各已定居，有吳雨僧（吳宓）、聞一多、沈有鼎三人，……乃合居一室，而尚留一空床，則以余充之。”
“室中一長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燈置其座位前，時一多方勤讀《詩經》《楚辭》，遇新見解，分撰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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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一多（1899～1946）?《伏羲與葫蘆》等、分類輯錄經書典籍文稿
說明：聞家駟舊藏，由其家屬友情提供。
聞一多在給妻子的家書中寫道：
“昆明房租甚貴，置家具又要一大筆款，我手上現無存款，故頗著急，快一個月了，沒有吃茶，只吃白開水。今天到（陳）夢家那里去，承他把吃得不要的茶葉送給我，回來在飯后泡了一碗，總算開了葷。”
“本來應該戒煙，但因煙不如茶好戒，所以先從茶戒起，你將來來了，如果要我戒煙，我想為你的緣故，煙也未嘗不能戒。”
經濟十分窘迫的時候，聞一多開始賣文，替他人治印，刻章一枚可支撐一家人好幾天的伙食。
戰時聞一多在治印
據聞一多嫡侄聞立樹、聞立欣介紹：1943年初，聞家駟妻子劉春畹待產，因家境困難，無力至醫院接產，后受昆明煉銅廠廠長阮鴻儀（聞家駟留法同學）邀約，至該廠職工醫務所生育，阮并約請友人吳一峰大夫予以照拂。
嬰兒順產后，聞家駟選購石料，請胞兄一多篆刻名章，欲以之贈吳。后因吳一峰離昆，石章未能送達本人。聞家駟又請其兄磨平印面，改刻“聞家駟印”。這枚名章遂成聞家駟此后十分珍愛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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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一多（1899～1946）?為胞弟聞家駟刻?壽山石自用印?
約1943年作
出版：《拍案頌：聞一多紀念與研究圖文錄》P418，聞立樹、聞立欣編著，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
著錄：《拍案頌：聞一多紀念與研究圖文錄》P418，聞立樹、聞立欣編著，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
說明：聞家駟舊藏，由其家屬友情提供。
此為聞一多刻壽山石螭形鈕姓名章，約篆于1943年，是聞氏兄弟情誼和抗戰時期學者清苦生活的重要見證，有出版、著錄。
聞一多印章在市場中非常少見。
值得一提的是，聞一多此前還曾為聞家駟刻過名章用于領薪辦事。據聞家駟撰文《遇劫記》回憶，1941年日機轟炸昆明，聞家駟一家在避難途中遭遇搶劫，印章因此丟失，故有上述補刻之舉。
附印章照片一幀。
1.5×1.5×7.2cm
出版物圖版
聞家駟持印舊照
聞家駟（1905～1997），原名常，又名籍，字鐵侯，號尊五，筆名硯田。湖北黃岡浠水人，聞一多胞弟。1925年入上海震旦大學預科，學法語。1928至1934年間兩度赴法留學，先后進入巴黎大學、格林羅布大學。1934年回國，先后執教于國立北京大學、國立北平藝專、西南聯大、私立中法大學。曾任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市政協副主席、法國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全國聞一多研究會名譽會長等。譯有《雨果詩選》《法國十九世紀詩歌選》《紅與黑》，著有《談波德萊爾》《讀雨果的詩》等。
他體會到人民疾苦，說“我這一二十年的生命，都埋葬在古書古字中，究竟有什么用。現在不用說什么研究條件了，連起碼的人的生活都沒有保障。國家糟到這個田地，我們再不出來說話，還要等到什么時候。”
當時宣傳革命思想，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辦印刷廠，聞一多就刻章籌款幫助學生運動，出款六萬巨資，自己卻連一件像樣的衣服都不舍得添置。
聞一多看妻子高孝貞打毛衣
2023西泠春拍
聞一多（1899～1946）?最后的自作詩《八教授頌》手稿
文稿?一頁
刊載：1.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主辦《詩聯叢刊》第1期，民國三十七（1948）年6月11日。
2. 《北京盟訊》第7期，中國民主同盟北京市支部編，1986年。
詩文著錄：3. 《聞一多詩集》P343-346，聞一多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4. 《聞一多選集 第1卷》P188-191，聞一多著，四川文藝出版社，1987年。
5. 《聞一多全集 卷1》P262-263，聞一多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6. 《聞一多作品精選》P208-209，聞一多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
說明：聞家駟舊藏，由其家屬友情提供。
此為聞一多代表作、最后的新詩《八教授頌》手稿，寫于1944至1946年間，是聞一多發表《奇跡》十五年后創作的第一首詩，也是聞氏生命中的最后一首詩，體現出詩人政治思想和詩風的轉變，其責備和諷刺流露出一個革命者的變革激情，是抗戰勝利前后聞氏革命斗爭意志的集中、深刻反映，意義非凡。
此為市場上僅見的聞一多詩稿。聞一多為新月派代表詩人和學者，其在早年留美期間曾創作出家喻戶曉的組詩《七子之歌》。
此詩在聞氏殉難前未公開發表，初刊于1948年6月11日由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聯合主辦的《詩聯叢刊》第1期；1986年紀念聞一多殉難40周年之際，由聞一多得意門生范寧（后任清華大學教授）將該詩整理發表在《北京盟訊》第7期；后被廣泛收錄進各個版本的聞一多全集、詩集、選集等。
此稿與初刊本在詩文內容、排版格式上幾乎完全一致，無明顯修改痕跡，系定稿。
《八教授頌》原擬作八節，開始創作于1944年7月1日，然而作者在寫完第一節《政治學家》后便因故輟筆。詩題中“八教授”分別指張奚若、潘光旦、馮友蘭、錢穆、梁宗岱、沈從文、卞之琳及聞氏自己。第一節中“政治學家”即指張奚若（時任西南聯大、清華政治系主任，聞一多摯友）。
檢《聞一多全集》，1944年7月1日聞氏致張奚若函，謂“整十五年沒寫詩，今天為你張奚若破戒了，就恕我拿你開刀吧。計劃是要和教授階級算賬，除你外，還有潘光旦、馮友蘭、錢穆、梁宗岱、沈從文、卞之琳，和聞一多自己等七個冤家，題名曰‘八教授頌’”，接著道出其以張作《八教授頌》開篇的理由，稱“屈你作陪，并坐首席，有兩個用意：（一）‘春秋’責備賢者。（二）這里有賢，也有真不肖，而且是天天要見面的，話過火了，太不好意思，如果有你作伴，人家面子上也好看點。”
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7月20日，即聞詩在《詩聯叢刊》初刊后不久，《北大半月刊》刊登了張奚若《紀念一多先生死難二周年》一文，謂“一多，順便再談一件事，我很可惜你那篇《八教授頌》長詩沒有寫完，不然，雖然不敢說一定會‘與別人有益’，但總可增加青年人對于人性的認識，對于社會革命運動進一步的了解。假如你那篇原來可與《八哀詩》媲美的大作沒有寫成的原因是和我那天與你談話有關，那我就真的追悔無及了”。由此可知，張、聞二人曾就《八教授頌》的創作展開討論，而此次晤談與聞此后的撂筆是否有關仍有待考證。
24.5×15cm
“1946年4月30日，我去看了聞一多教授，他說，同學們在這兒干出了驚人的事情（一二·一反內戰愛國學生運動），他們走上了艱難的道路，他們愿意承擔困難。
他（聞一多）握住我的手，說：我們一定要和平，別的算不了什么。他露出牙齒微笑著。我久久目送他順著小街走去，藍色的長衫在風中移動著。”
——西南聯大教授 白英（英）《聞一多印象記》
1946年7月11日，
西南聯大復員的最后一批學生離開昆明，
當晚，“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樸在昆明被暗殺，
聞一多聽聞當即通電全國，控訴反動派的罪行。
聞一多為《學生報》的《李公樸先生死難專號》題詞：
“反動派，你看見一個倒下去，
可也看得見千百個繼起的。”
7月15日，在云南大學舉行的李公樸追悼大會上，
主持人為了他的安全著想，沒有安排他發言，
但聞一多毫無畏懼，拍案而起，
慷慨激昂地發表了
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講》。
下午，聞一多在長子的陪同下，
主持《民主周刊》社的記者招待會，
散會后，在返家途中，
被槍殺于昆明街頭，不幸遇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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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聯大成立
85周年紀念專題
2023西泠春拍
朱自清（1898~1948）、楊振聲（1890～1956）、俞平伯（1900～ 1990）、羅 庸（1900～1950） 為楊光社作 書法四屏
紙本 四屏
1946、1947 年左右作
詩文著錄 ：1. 《俞平伯詩全編》P420-421，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
2. 《俞平伯全集》第 1 卷 P449-450，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年。
說明 ：楊光社上款。委托人得自其家屬。
朱自清、羅庸、楊振聲、俞平伯作書法四屏，為市場中僅見的四人作四條屏作品，極其少見。
作者四人均為清華、北大或西南聯大教師。四屏約作于1946、1947年間，即西南聯大復校前后，是聯大歲月的重要見證。
朱自清書法作品在市場中非常少見。
四屏分別為朱自清節錄陳寶琛《滄趣樓雜詩》、羅庸節錄《李秀碑書》、楊振聲錄唐人鄭仲賢《竹枝詞》、俞平伯節錄自作《夢雨吟》詩。
77×20.5cm 80.5×21cm 83×19.5cm 85×20cm
2023西泠春拍
劉文典（1889～1958） 致商務印刷館論《莊子補正》及中研院首屆院士評選的信札二通
信箋 二通四頁
1948年作
說明 ：商務印書館上款。
此為劉文典1948年1月10日、16日所作信札二通，圍繞中央研究院首次院士評議會及出版代表作《莊子補正》而作，將劉氏“狂人”形象展露無遺。
劉文典墨跡在市場上非常少見。
據信可知，劉氏《莊子補正》交付商務印書館已多年。因臨近中研院首屆院士選舉，“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屢次函詢”有無著作，而商務印書館承諾出版的《莊子補正》樣本因戰事原因遲未送給劉文典，劉氏誤以為該書遲遲未能印成，勢必影響其評選院士，故怒而去信質詢。殆收到樣書后，確信該書已于1947年印成，因戰事發生致以運輸堵塞，遲遲未能送達，遂作信致歉。前后態度之轉變令人莞爾。
《莊子補正》為劉氏代表作，可謂近現代考證最嚴謹、收錄最浩繁的《莊子》研究。陳寅恪在序中贊美“然則先生此書之刊布，蓋將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供治莊子者必讀而已哉”。書中收錄《莊子》內、外，雜篇全文，郭象注，成玄英疏及陸德明所釋《莊子》音義，校之以歷代諸版《莊子》，旁征博引王念孫、王引之等人校勘成果，并加以個人補注。是書1923年動意，時斷時續，至1938 年完成，前后達十五年之久，1947年由商務印書館印成出版。
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評選 1948年3月在南京舉行，劉文典為人文組候選人，后經四次會議及傅斯年反對，劉未能當選。中央研究院是當時國家的最高科學（包括人文）研究機構，院士選舉十分慎重，當選研究院院士一時被認為是一種特殊榮譽。劉文典十分看重此事，以致反復催問出版未果，以“研究院評議會討論院士候選人時別人均有著作，唯典獨無”，怒言商務印書館“不顧著作人利益一至于此”。
附商務印書館覆信稿二通二頁。
27.5×16.5cm×4
2023西泠春拍
沈從文（1902～1988） 致崔耕論自身經歷及章草流變的長信
信箋 一通六頁（帶信封一枚）
1979年5月9日作
出版 ：《河南畫報》1992年第1期。
刊載 ：《河南畫報》1992年第1期。
著錄 ：《沈從文全集》第二十五卷 P308-310，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
說明 ：崔耕上款并題跋。陳天然題簽。
此為沈從文論自身經歷及章草流變的長信，達 6 頁，帶信封，作于1979年5月9日，改革開放初期。信中記錄的沈從文作品被禁、由文學轉向博物館的經歷令人痛心，展現的豐富書法知識則令人佩服，斷非如信中所述“假里手終不易改成真內行也”。其中并談到劉半農、湯爾和、施蟄存、余紹宋、林宰平、章梫、羅敦曧、卓君庸等。
信件影印并全文刊載于《河南畫報》1992 年第 1 期，同期刊有崔耕《拜師沈從文》一文，談及此信由來，自述其“先是向施蟄存先生求教，后經施先生介紹，又向沈從文先生問學，于是就有了這封長長的信函”。
信札通篇可見諸多涂抹及增補改寫痕跡，除少數因筆誤改寫外，其余多為表述內容作限定或補充說明，如將“師頌用筆沉重，和常見隋代小墓志少共同處”旁加行間注并稍事潤色，改為“師頌，過去中華影印墨跡以為隋人書，用筆沉重而活潑，惟和常見隋代小墓志少共同處”；將“曹娥碑后書章草一行，似后人偽托”改為“曹娥碑真跡后書章草一行，亦疑后人偽托”；將“用章草書的”改為“用章草書作題跋的”等，不一而足。
寫信時，十一屆三中全會剛結束數月，“新社會凡事實事求是”，沈從文社會地位及生活狀況開始好轉。
25×19.5cm×6
2023西泠春拍
胡 適（1891～1962） 致余家菊論資助留學生和《丁文江的傳記》的信札二通
信箋 二通二頁（帶信封一枚）
1956年作
說明：余家菊上款，余傳韜舊藏。
胡適信札二通，圍繞紀念丁文江逝世二十周年、刊印力著《丁文江的傳記》，以及資助留學生和余家菊而作，1956年3月7日、17日作于紐約， 具可見胡適提攜后進、關懷友人之情。
3月17日信中談到《丁文江的傳記》即將在臺灣出版，“凡十萬多字”。該書系胡適應“中央研究院”院刊編輯委員會征稿、為紀念丁文江逝世二十周年而作，信中即言“今年一月五日是他逝世的二十周年，日月如飛，真可怕！”。據《胡適日記全編8》1956年3月7日記，“今天廷黻回國，我要托他把《丁文江傳記》稿本帶回去交中央研究院付印。”3月12日“補寫了《在君傳》的末章，記他的死。全傳不止十萬字。”當知在此期間，胡適一直全身心投入撰寫《丁文江的傳記》。該書于1956年12月由“中央研究院”初版，出版后計有十二萬字，是胡適傳記作品中篇幅最長的一部力作。余家菊去臺后寓居臺北，晚年患目疾。3月7日信應是胡適回復余氏尋求經濟幫助的覆信，信中多述及經濟明細的內容。
28×21.5cm 27.5×20.5cm
2023西泠春拍
傅斯年（1896 ～ 1950） 致芮逸夫論史語所遷臺及出任臺大校長的長信
信箋 一通六頁
1948年12月28日作
說明 ：芮逸夫上款。
此為傅斯年赴臺前夕所作長信6頁，作于1948年12月28日，圍繞史語所遷臺、赴臺同人及家屬安置、出任臺大校長及辦校方針等作， 談到浦薛鳳（溥秘書長）、郭懺（郭總司令）、郗恩綏、那廉君（簡叔），可見遷臺初期大陸學者及其家屬在臺灣艱難安身的景狀，亦可見傅斯年辦事之干練、公正。未見發表。
信中直接談到傅斯年出任臺大校長的原因。從中可知校長任命于公布前未經得傅同意，傅之所以同意，與史語所遷臺后處處需用到臺大 校園息息相關。答應后，傅斯年以為“既為臺大校長，即不得不盡臺大之責任，故此次膽子實在太大，且不易辦好”，但“必開誠心， 布公道，為臺灣青年努力，取信于人”，果然在此后對臺大進行大刀闊斧地改革，盡職盡責，將臺大辦成了寶島上最好的一流大學。傅斯年作此信時尚在大陸，芮逸夫則已先赴臺灣，押送第一批運臺文物并聯系存放地，所言“此次兄勞苦之至”當指此事。信言“海軍船開時，一陣紊亂，致使尊夫人未能搭上”，指第一批遷臺文物出發當日情形。傅信言其家屬可于“下月初二三”“坐海滬輪赴臺”，此即第二批運送文物的船只，由杭立武雇請的招商局輪船“海滬”號承運，1949年1月6日南京出發直抵基隆。
信中積極安排史語所赴臺人員及家眷的住所問題、臺大校舍利用問題。
附傅斯年工作時照片一幀。
2023西泠春拍
董作賓（1895～1963）、袁同禮（1895～1965）、蕭 干（1910～1999）等 致李濟、熊海平有關胡適及傅斯年等信札文稿一批
信箋約五十通六十二頁（帶信封四十五枚）、文稿十一頁、鏡片一幀、照片一幀
約 1946 至 1958 年作
說明 ：李濟、熊海平上款。熊氏為董作賓夫人。
此為董作賓、袁同禮、蕭干等人所作信札約50通62頁，作于1946至1958年間，部分毛筆書就，涉及首屆中研院院士選舉、傅斯年在美治病回國、解放戰爭時局、胡適擔任中研院院長、設立甲骨文研究室等事，談到錢穆、蔣復璁（慰堂）、石璋如、毛子水、黃君璧、全漢升、柳無忌、丁文淵（字月波，丁文江四弟，曾任同濟大學校長）、劉百閔、李孝定、顧立雅、李劍晨、李方桂、司徒喬、孔德成、田寶岱、賀光中、許孝炎、何茲全、周法高等。
董作賓此批信札跨時 12 年，自董 1946 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開始，至 1958 年自香港返臺為止，涵蓋了董作賓晚年工作及生活的幾乎全部軌跡。
約 A4（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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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元濟（1867～1959）、楊樹達（1885～1956）、秉 志（1886～ 1965）、朱經農（1887～1951）、梅貽琦（1889～1962）、竺可楨（1890 ～1974）、張資平（1893～1959）、嚴濟慈（1901～1996）、周培源（1902～1993）、梁思永（1904～1954）、羅念生（1904～1990）、鄧廣銘（1907～1998）等 與商務印書館往來信札文稿一批
信箋約九十五通一百三十頁、文稿約一百零五頁
約1942至1954年作
說明 ：商務印書館張元濟、王云五、朱經農等上款并批閱。
此為梁思永、鄧廣銘、楊樹達、嚴濟慈、秉志、羅念生、張資平、梅貽琦與商務印書館往來信札、文稿一批，共有信札近百通約130頁、文稿約105頁，圍繞稿件審閱、書籍再版與編排添印、版稅結賬等內容而作。其中，部分信札有張元濟、朱經農審核并批示。集中作于1942至1954年間，時間橫跨抗戰后期、解放戰爭、建國初三個時間段，涉及商務香港分廠、北京分廠、重慶辦事處等人事機構。
梁思永、張資平手跡在市場中均較為少見。
梁思永此信作于 1949年11月23日，圍繞新中國成立后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相關事宜而作。寫信時，梁氏甫當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信中，梁氏催促盡快出版歷史語言研究所相關著作，抽出《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一本中李光濤所作二文，并詢問董作賓著作《小屯 · 殷墟文字乙編》上、中冊售價等事。其時，研究所部分人員已遷往臺灣，商務印書館內部經營狀況混亂，致使出版之事耽延。又因北平解放，《乙編》上中冊需重新定價出售，均需研究所與商務印書館重新商辦。
梅貽琦1通2頁，為推薦周培源及其文章《理論力學序》而作，鈐梅氏印章。
鄧廣銘信札2通，圍繞代表作《辛稼軒年譜》《稼軒詩文抄存》《稼軒詞編年箋注》修訂和出版等事而作，時在1946、1948年。
楊樹達信札3通，分別作于1943、1953、1954年，論及《春秋大義述》《老子古義》《漢代婚喪禮俗考》等著作出版事宜，兼及蔣介石、公私合營等。由信可知楊氏對建國后商務在再版、版稅結算等事務上頗為微詞。
A4 大小（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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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晗（1909 ～ 1969）《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完整文稿
文稿 二十六頁
1961 年作
刊載 ：1. 《人民文學》P34-39，中國文聯主辦，1962年第2期。
著錄 ：2. 《學習集》P73-84，吳晗著，北京出版社，1963年。
3. 《吳晗選集》P381-391，吳晗著，蘇雙碧、王宏志編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年。
4. 《吳晗晚年歷史隨筆》P158-170，吳晗著，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說明 ：此為吳晗1961年作《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文稿26頁，有本款，初載《人民文學》1962年第二期，后收入多種吳晗文集。文稿通篇有各種刪寫涂改痕跡， 修改后與刊行本別無二致，系定稿。稿中多有編輯校勘痕跡，稿首有“人民文學1962年2月稿”字樣，每葉稿紙天頭均有“人民文學”戳記，可知即為《人民文學》的出版底稿。
吳晗的手稿在市場中非常少見。
此稿為司馬遷的人物小傳，以《史記 · 太史公自序》為基礎，介紹司馬遷的生平事跡，著重介紹其青年時期游覽大江南北、因李陵案遭遇腐刑、司馬談因不克參與封禪泰山憂憤死等事，高度評價司馬遷及《史記》的成就。
修改筆跡含毛筆、黑筆、藍筆、紅筆等多種，其中毛筆當為作者親自修改。
29.5×22cm×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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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實秋（1903 ～ 1987） 致梁文茜論莎士比亞研究及《雅舍小品》出版等家書十六通
信箋十六通十六頁（帶信封十四枚）、照片一幀
1981至1986年作
說明 ：梁實秋長女梁文茜上款及舊藏。
此為梁實秋1981至1986年間家書16通，含韓菁清定妝舊照一幀，談及莎士比亞研究，《雅舍小品》等著作出版，悼念亡妻程季淑，品嘗評論美食，學術交流，起居行止等，兼及徐志摩、陸小曼、聞一多、聞立雕、聞立鶴、梅葆玖（梅蘭芳兒子）、梁文薔及其丈夫邱士耀，梁文騏及其妻肖敬塘、二女梁麗和梁越、程季淑、程凌云、韓菁清、梁文騠、陳景裕（厚德福掌柜）、孫女婿黃偉先、梁治明、梁亞紫（三姑亞紫）等。家書集中作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其時梁實秋在發妻程季淑去世后輾轉于西雅圖和臺北兩地，與在大陸任律師的梁文茜及其他子女聚少離多，故家書皆飽含深情，絮叨的用語展露遲暮父親的關懷。
其中一通作于1986年8月21日，為梁氏最晚年家書之一。
1983年5月29日來信中有言“近兩個月應邀寫了一本莎士比亞，十萬字，限期交稿。現已完成九萬字，”。所及“莎士比亞相關著作”應指 1983 年由時報出版發行的《永恒的劇場——莎士比亞》。
尺寸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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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德鋐（1922～2018） 西南聯大時期日記
洋裝本 一冊（約三百二十五頁）
1939至1943年作
出版 ：《百年翰跡》P107，李世琦編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22年。
說明 ：此為吳德鋐就讀西南聯大時所作日記《生命之縮影》一冊，多達約325 頁，作于1939至1943年間，所記內容包括抗戰形勢、西行路線、昆明入學、耗費川資、聯大課程、閱讀書目、同學交誼、生活備品、空襲警報、川渝求學等內容，對于抗戰期間西南交通、物價水平、物質供應、學人治學等研究具有一定價值。
日記含毛筆、鋼筆、鉛筆等多種筆跡，部分內容用英文書就，間有手繪西行地圖、用度賬單、樂譜、詩詞鈔、英文格言等內容，涉及吳氏四川、重慶、昆明等地行止。吳德鋐時在西南聯大政治系就讀，日記中對國內、國際新聞時事及政治動向著筆較多，并及羅家倫的中央大學講演、孫中山紀念等內容。其中，1943年5月4日記 ：“五四運動之日，原定為青年節，去年政府明令取銷，不明其意義安在”。
日記所涉人物包括 ：賀麟、錢端升、徐裕榮（清華首屆學生自治會主席）、徐康寧、胡審微、龔祥瑞、周海齡、魏彥章、黃作舟、徐耀周、李忠富、陳錫祺、吳家槐、孫善康、蔣祖培、趙善繼、葉秀峰等。
此外，日記末記有陳序經、胡哲敷、蔣祖培、江澤宏等200余人通訊地址，涉及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四川大學、浙江大學、金陵大學、同濟大學、大夏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湖南師范學院、西南聯大、北平研究院歷史研究所、軍委會上將參議室、行政院經濟會議秘書處、外交部秘書處、中央銀行等。
18×13cm（冊頁尺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