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時大小，茗理尋源
【楔子】綜觀拍賣場紫砂專場名，唯獨西泠拍賣“中國歷代紫砂器物暨茶文化專場”冠以茶文化之名。2018春拍大彬壺，大根之器，黃檗入堂，見證了時大彬婁東之游，從大壺改做小壺的轉變。
這個轉變背后，是文人紫砂的崛起，是晚明山人文化與茶書著作的興盛；勾連出日本明治繪畫巨匠田能村直入打造的青灣茶會盛況；以及明末黃檗派高僧隱元東渡弘法開立新宗，延續至今。文人壺，文化壺，可謂：
良陶一“時”，青灣不朽。法門覺海，調泥六通。
問有無意，清容重逢。汲浪東歸，素心調同。
▲2018西泠春拍
明·日本京都萬福寺舊藏、田能村直入自用時大彬制朱泥拼砂扁圓壺
款識：大彬（底款）
盒上書：直入道人愛玩。
說明：兩重木盒，黃布包裹。
6.2×15.3cm
此壺原盒盒蓋題記“直入衜（道）人愛玩”及盒內印戳殘痕
記載此壺不同尋常的藏傳經歷
關于時大彬，清代吳騫的《陽羨名陶錄》這樣記述：“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壺。后游婁東，聞陳眉公與瑯琊、太原諸公品茶、試茶之論，乃作小壺。”
陳繼儒給時大彬愛徒賜名
用的是自己最愛的岕茶的“岕”字
陳眉公也就是明代文學家、書畫家陳繼儒（1558～1639）。時大彬早年所作都是大壺，與陳繼儒等人交游之后，改做小壺。看起來這只是茶壺體量的改變，卻把砂壺從實用品升華到了藝術品。正如陳繼儒在文學上推舉小品文，砂壺由大轉小，倒有源源不竭之意，茹吐軒輊。紫砂與書畫詩文、金石篆刻融合，與茶文化相洇潤，出曼生風姿，那是后話。
明代徐渭、許次紓、屠隆、陳繼儒等山人對于鑒茶、選水都有著獨到的心得。“山人”是怎么樣一批人呢？他們資性穎異，風儀玉立，舉止軒揭，游蹤遍及天下。他們既不當官又不從政，卻出入相門和帥府。這些自由知識分子打透了生死關，參透了名利場，作為獨立文化人，他們比清客多一些瀟灑，比幕友多幾分自由——明隱陳繼儒，就是山人當仁不讓的執壺領袖。
陳繼儒在晚明，可是“現象級”的偶像。“眉公之名，傾動寰宇”，流行到什么程度呢，“遠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詞章，近而酒樓茶館，悉懸其畫像，甚至窮鄉小邑，鬻粔籹（jù nǚ一種古代的小吃）市鹽豉者，胥被以眉公之名，無得免焉”。出去喝個茶，抬頭就是眉公的大海報，甚至鄉下小吃店的老板也都知道他。在文人畫完備時期，像陳繼儒這樣才華橫溢的隱者，擁有明星般的影響力，可想而知，與之交游甚密的紫砂藝人時大彬，同樣也是“新聞頭條”關注的對象。
“時壺名甚遠，即暇陬（zōu角落）絕域猶知之...”（陳貞慧《秋園雜佩》）。
大彬icon，流行文化的寵兒
連明代的流行白話小說中，都有關于大彬壺的描寫，這倒和現在影視劇中的品牌植入有幾分相似。比如明末才子佳人小說開山之作《鼓掌絕塵》（金木散人編）、《拍案驚奇》（凌濛初著）、《歡喜冤家》（西湖漁隱主人著）：“香幾上擺著一座宣銅鼎，文具里列幾方漢玉圖書，時大彬小磁壺，粗砂細做…”當時文人雅士以書齋內陳置“時壺”為榮，“幾案有一具，生人閑遠之思。”
“沙壺時大彬”被植入到情節曲折起伏的通俗話本《拍案驚奇》
比陳繼儒在世晚一些的周高起（1596-1645）在《陽羨茗壺錄》中透露了當時大彬壺的價位。一把五六兩重的小壺要用等重的黃金才能換到，他甚至退而求其次，搜集殘缺件用以自怡自悅。（周高起“供春、大彬諸名壺價高不易辦，予但別其真，而旁搜殘缺于好事家，用自怡悅，詩以解嘲”）
這樣的高價位，光有理念不夠，精妙的制壺雅技是品牌保證。在婁東之游前，時大彬就已經完成了紫砂工藝上的變革，因此才能“挾其術以游公卿之門”。他創作態度嚴謹，稍不如意，立即毀棄。同樣的，對于茶事，山人們有散逸的一面，也有嚴謹的一面。這里不僅是內行對于門道的較量，更重要的是茶友之間人格的探究：
“惟素心同調，彼此暢適…始可呼童篝之火，酌水點湯”（許次紓）。大名鼎鼎的張岱，就描述過他拜訪一位布衣山人閔汶水的經過。這位山人不論來者名頭有多大，純粹以是否懂茶來判別張岱是不是雅人。一旦被山人判別不是雅人，不懂雅技，則堅決不與定交。
宜興砂壺，茶書不可略過的一筆
明代編著茶書的風氣，始于嘉靖，興盛于萬歷。這一歷程，也正與山人運動的興盛相吻合。對于傲立晚明暢銷書榜單的《小窗幽記》、《巖棲幽事》，作者陳繼儒本人不以為然，說是“取雜事碎語”罷了，然而他編寫的《茶董補》，直接表現了茶葉種植、制備和品飲的專業知識，對于保存前朝茶文獻，更具有著重要的意義。正是晚明茶學著作的興起，對茶道進行了總結和提升，從而使中國茶文化進入一個新高度，這也是時壺受追捧的文化背景。
明代茶書行盛，萬歷中期成書的許次紓《茶疏》、程用賓《茶錄》和張丑《茶經》是中國歷史上最早論及茶壺的茶書，都將宜興壺作為代表性的茶壺，大彬壺更是精工至尊。“往時龔春茶壺，近日時彬所制，大為時人寶惜。蓋皆以粗砂制之，正取砂無土氣耳。隨手造作，頗極精工，顧燒時必須火力極足。方可出窯。”（《茶疏》甌注條）
明代飲茶，鐘情于散茶，飲法從煎煮法變為以沸水沖泡葉茶的瀹（yuè煮）飲法。受文人飲茶方式的影響而萌生改制小壺的想法，也因散茶之流行而日見其巧。高香大葉配紫砂茗壺為風雅標志，手執砂壺獨自浸溺于文章構思之中，成為文化人效仿的經典造型。
直入道人與日本清灣茶會盛況
如果現在到日本大阪的毛馬櫻之宮公園游玩，能發現一塊刻著“青灣”兩個字的石碑。這是日本文久二年（1862年）的遺物。
大阪櫻之宮公園的青灣碑，西湖水，西湖柳
此時青灣，彼時青灣，隔了一個半世紀
青灣，原來是淀川下游的一個小灣。豐臣秀吉曾命令出使明朝的使者從杭州帶回數壺西湖之水，沉于灣底，灣上移植了一批西湖的柳樹。隱元隆琦禪師曾飲此水, 稱之有西湖味，故青灣又有“西灣”之稱。后世變遷，青灣不存，只留下青灣碑，移到了現在的位置。碑背面的《青灣銘》介紹了立碑的緣由：發起人田癡卜居于青灣之側，日汲青灣之水烹茶, 有感于隱元禪師、賣茶翁、大枝流芳、上田秋成等先輩茶人對青灣之水的“賞評”,欲立碑“以垂不朽”,于是乞得本多忠明墨寶，勒石以作紀念。
田能村直入舊影
田癡，就是田能村直入(1814—1907),是著名畫家田能村竹田(1777—1835)的女婿。翁婿二人不僅能詩善畫,也是日本茶文化史上有影響的人物，都為推廣煎茶文化作出了值得稱道的貢獻。
青灣茶會是對社會公眾開放的，愛茶者不論職業差異，地位高低均可參加。開始規定是需要特別受邀，之后過客只需要投上名刺也可以參觀，甚至最后沒有名刺也可以觀覽，“投名刺而至者一千二百人，不投者則不知幾千人”，盛況可想而知。
田能村直入青灣自敘
田能村直入用圖錄的形式記錄了這兩次煎茶盛會,這就是1863年刊行的《青灣茶會圖錄》。圖錄分天·地·人三卷。一席是田能村小齋所畫，其余均為田能村直入的畫作，圖文并茂地描繪了兩次茶會的茶席名稱、席主人員所處位置、茶具茶葉、裝飾物件等還記錄了茶人參加茶會時即興所作的詩文。
“盧仝（tóng，同）正流”與黃檗東渡
按照明治時期美學家岡倉天心（1863-1913）的說法，中國茶史分為三個時期：唐代的煎茶象征著古典主義，宋代的點茶代表的是浪漫主義，明代的淹茶則是自然主義。
幕末時代的日本，風尚自由，茶文化在日本也進行著分流，要樹立起各自的正源。直入道人領銜的青灣茶會，以完全開放的姿態，確立了黃檗宗禪僧“賣茶翁”為偶像，梳理日本茶文化譜系，與在日本王公貴族之間流行已久的以千利休為“茶圣”的抹茶道分流。
黃檗宗禪僧“賣茶翁”
京都萬福寺內紀念賣茶翁之茶具塚
隱元禪師是日本禪界黃檗宗的始祖及煎茶道的始祖
隱元在日本影響力很大，皇族大名相繼皈依黃檗宗
《青灣銘》提及的前代中國茶人隱元禪師，就是隱元隆琦。在明末佛教昌盛的環境中，隱元隆琦復興福建黃檗山萬福禪寺，開出臨濟宗黃檗派。應長崎唐人邀請，隱元等黃檗派僧人先后東渡，弘法日本。隱元禪師的到來，打破了禪海的寂寞，京都黃檗山萬福禪寺由此而開，形成黃檗宗。
此次田能村直入自用時大彬制扁圓壺，即為京都萬福寺舊藏。隱元禪師當年創建京都萬福禪寺時，從名字到格局，一切寺規都依照中國舊制，促成了自鑒真東渡以來中日宗教界的又一次大型文化交流活動。和專注于茶道的禮儀的宗匠茶不同，沉醉于品茶風雅的日本“文人茶”，也處處透露著中華元素的氣息。《青灣茶會圖錄》細致地用圖文紀錄了茶席時擺放的文房四寶，比如曹素功的墨、端溪硯、孟臣罐、德化窯白瓷、南京窯青花碗，從而保證盧陸茶風繼承者的正統性,維護了黃檗賣茶翁“盧仝正流”的權威性。
京都黃檗宗大本山萬福寺，1663年建造完成
吸引各國信徒虔誠朝拜
最后提一個著名的茶梗，岡倉天心用典雅的英文撰寫《茶之書》，行文三萬字里只有五千字講到茶，在美國卻被引入高中教材。人們最終明白，看這本書不是為了去學習認識茶葉，而是去了解東方式的審美，從儒釋道，講到時間、空間、人。同樣的，西泠拍賣的紫砂專場也展示著自己特有的敘事風格，它不僅是珍罕的古董茶器的購買集錄，而是以茶為媒，雅志行道的心意與信仰。
尾水
時大彬棄木模，獨創“打身桶”成型法，在紫砂茗壺的泥料配制、成型技法、造型設計、署款題銘各個方面，多有創新。明代黃宗羲編撰的《明文海》中收錄明代文人徐應雷的一篇文章《書時大彬事》，記大彬“其人樸野，黧（lí黑色）面垢衣…性嗜酒，閉門竟日摶埴，始成一器”
這或許是時大彬早年的造型，用現在的眼光看，偏有獨立藝術家的氣質，如此不修邊幅，倒也與他獨門的調砂法一樣，不務妍媚，樸雅堅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