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書法，二王一脈無疑是正統。王羲之一出，書法之審美趣味經歷了古質而今妍的變遷。唐代雖有顏真卿雄渾靜穆之書風崛起，但其仍然以典雅和平為主，以致于象明代董其昌那樣以顏體筑基的大家，依然可以用二王的柔媚筆法將其融會變通。盡管二王的勢力如此強大，然而，在碑學革新以前，帖學內部曾經有一段時間對之有所叛逆——這種難能可貴的嘗試，便正是晚明董其昌所處的那個時代前后。其中，這種叛逆的代表人物有王鐸、黃道周、倪元璐，以及時間上更早的、與董其昌、邢侗、米萬鐘并稱晚明四大家的張瑞圖。
張瑞圖（1570 ～1641）行書 節錄山棲志、尋山志
紙本 冊頁（二十七頁） 1627年作 30×17.5cm×27
說明：宮爾鐸鑒藏。
張瑞圖（1570-1641）字長公、無畫，號二水、果亭山人、芥子、白毫庵主等。福建晉江人。萬歷三十五年探花，授翰林院編修，后以禮部尚書入閣，晉建極殿大學士，加少師。崇禎三年，因魏忠賢生祠碑文多其書丹，被定為閹黨，獲罪罷歸。
在中國文藝評判的歷史上，由于儒家道德因素的參與，人品的高下與藝品的高下往往被等同起來，所以，張瑞圖之書，亦如嚴嵩之詩、阮大鋮之戲皆被打入冷宮。然而，“書以人重”、“書如其人”，只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礎上的一種書法藝術觀，其立場固然自有其合理之處。然而，圣人不以人廢言，況且品節高邁如蘇東坡，也曾對書品的人品論取向，表示不同意見。所以就藝術本身的規律而言，政治上的道德評判與藝術上的質量評判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明乎此，我們就平心靜氣地可以從藝術史本體的角度，來看待如張瑞圖之類的書法現象，在整個書法風格史上所呈現的歷史意義。這里，我們要論及的，即是張瑞圖以其典型風格所書寫的兩篇六朝美文：《山棲志》與《尋山志》。
就內容而言：《山棲志》與《尋山志》分別為南朝劉孝標、陶隱居所作，與另外一篇書法家經常書寫的東漢末年仲長統《樂至論》，皆屬于文人對隱逸生活的標榜和追求——尤其是文人在仕途政治失意時一種自我放逐的方式，一種心靈的寄托。我們知道，中國正史的《隱逸》傳也正是在南朝范曄《后漢書》中得以確立。所以，張瑞圖之書寫《山棲志》與《尋山志》，自然也顯示了他對隱逸的理想。
就風格而言：《山棲志》與《尋山志》書寫時間，此書即一反傳統柔媚書風，舍棄中和、優美的姿態與規范，結體支離欹側，形態緊束，以奇為美；運筆注重橫向取勢，轉折不取圓轉而以側鋒翻轉，打破傳統藏頭護尾的筆法，露鋒尖筆，用力勁健，方折頓挫，縱橫鋒芒，跳蕩生姿，棱角畢露。在章法上，則緊接字距，拉開行距。總體上給人一種節奏強烈、勁峭方折的奇逸之感。
值得注意的是，晚明這一時代，中國文化從思想界到藝術界都醞釀著一種突破傳統而崇尚新奇的取勢。在思想界，有哲學家李贄主張“童心”說，在文學界，有公安派的“性靈說”。所以張瑞圖這種絕去依傍，追求奇美的風格取向，當然不是偶一為之的，也是與時代風氣有著心理上的關聯。在書法上他就有著明確的思想和主張，據《果亭墨翰》卷一小楷《書評詩評》自述云：晉人楷法平淡玄遠，妙處卻不在書，非學所可至也。坡公（蘇東坡）有言——“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茍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假我數年，撇棄舊學，從不學處求之，或少有近焉耳。于此可見他自負不凡，以自己明確的審美主張來指導著自己的創作風格。這種尚奇時代性的特點，同樣也具體反映在此冊《山棲志》與《尋山志》中。
據落款可知，此書為天啓七年丁卯即1627年所書而贈送給趙氏前輩者，此時正是張瑞圖以禮部尚書入閣而處于其仕途頂峰的時期。所以，無論從書寫受與的對象，還是其心志的狀態而言，此冊《山棲志》與《尋山志》完全可以作為其行書風格的代表作品。
此冊年款后鈐有“不俗最難”、“宮爾鐸獲觀二印”，即此冊在清末曾為宮爾鐸鑒藏。按宮爾鐸，懷遠人，字農山，別號抱璞山人，太史宮星楣之侄，官至同州知府，為著名書畫收藏家、鑒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