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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小濂（1860～1926）、蔣式瑆（1866～1932）、黃楚九（1871～1931）、張啟后（1873～1944）、葉景葵（1874～1949）、張延奐（1874～1931）、金?梁（1878～1962）、李宣倜（1888～1961）等?致孫壯論金石書畫及出版事宜的信札冊
線裝本?冊頁（約八十一頁）
題跋：己巳（1929）立秋日，北平孫伯恒記。
說明：孫壯上款并舊藏。少數為李宣龔（拔可）等上款。
宋小濂、蔣式瑆、葉景葵、張延奐、金梁、李宣倜等清末民國信札冊，含信札約48通79頁、目錄2頁。圍繞書畫題贈、著作出版、藏書購書、代售寄售書籍、創辦實業、社會公益、聯辦團防、籌款募勇、留日學生返國、出版晚清名賢手札等內容而作，談及《春秋集解》《通鑒輯覽》《楷法溯原》《隸釋》《隸辯》《張之洞遺集》《愙齋集古錄》《甄古齋印譜》《金文目》、珂羅版《圣教序》、舊朱卷及殿試策、陳介祺（簠齋）手札等，并涉及張元濟（菊生）、溥倫（延鴻主人）、張毓書（展云）、溫支英、劉伯辰、諸宗元（貞長）、黎錦熙（劭西）等。
信札具體包括：金梁5通6頁，張燕昌（啟后）3通5頁，王潛剛2通11頁，張延奐2通4頁，馬阜（覺非）1通6頁，曹岳申1通3頁，蔣式瑆、宋小濂、張耀曾（榕西）、葉爾衡、朱仁壽（旭辰）、黃楚九、警區公函各1通2頁，方皋（守六）、李宣倜、王寶英、李慶芳（芬圃）、錢文選（士青）、許同莘、葉景葵（揆初）、程定夷（聽彝）、張厚谷（修甫）、汪怡（一庵）、陳嶷、張炳炎、劉敦謹、王鏡澄、孫慶長、孟昭常（雷奮同署）各1通1頁，齊兆麒、王洪祚、李稷勛名刺各1頁，煌（或為陳兆煌）2通4頁、玖2通3頁及佚名信札數頁，作者多為清末民國知名學者、書畫家及收藏家。
孫壯自作目錄二頁，羅列諸家姓字，時在己巳（1929）立秋，可知此批信札均早于1929年。孫氏清末肆業于同文館、京師大學堂，民國時長期任商務印書館北京分館經理，又有書業工會委員、中國文化建設協進會北平分會委員、考古學社社員、中國營造學社校理、冰社秘書長等社會職務，在京根柢頗深，交際極廣。
其中，金梁信札5通6頁，談及編纂圖書、代擬圖書館簡章、議案登報等事。信中金梁請孫壯“代訪編纂金石圖譜之專家”為其研究“金石及磁器”，并謂“字畫一門已請友編纂”，或即與金梁編纂沈陽故宮及遺跡史料相關。金梁曾一手操盤甲子清室密謀復辟案。據《甲子清室密謀復辟文證》，1924年初，金向溥儀建議恢復大業之法，隨后被任命為小朝廷內務府大臣；4月，金又向溥儀上《奏為列舉賢才事》，舉薦其認為當時人望可以效忠清室之人才三十余人，其中即有孫壯之名，并將孫定為“可用其人者”。又，金梁《遇變日記》1924年11月21日記有“宮殿則一律開放，財產則分別公私，籌設博物館、圖書館”等語，或與信中所及“圖書館管理簡章”有關。
張耀曾信札系為其妹佩芬《婦人問題》出版事而作，查192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張佩芬《婦人問題》一書，故此信約作于1922年前后。
錢文選信中談及1915年巴拿萬國博覽會，謂“自歐洲風云驟起，全球商務大受影響……我國中立而日本由百英里之龍口進兵……當干戈大動之秋，有強權無公理也，國際公法幾同廢紙。”
王潛剛信札2通11頁，上款為李宣龔（商務印書館董事），信系為調解商務京館與出版人矛盾而作，提及“姜公子前四年曾以潑墨堂法帖托京館石印，帖本不甚佳又無名跋……印出后試銷不暢，余帖遂全存京館，印價尚欠八百元”，并有論及孫壯等京館經理等語。此信或系由李轉致孫氏。
SONG XIAOLIAN, JIANG SHIXING, HUANG CHUJIU, ZHANG QIHOU, YE JINGKUI, ZHANG YANHUAN, JIN LIANG, LI XUANTI, ET AL. AUTOGRAPH LETTERS SIGNED TO SUN ZHUANG ABOUT PAINTINGS, CALLIGRAPHY, INSCRIPTIONS AND PUBLICATION
One album (about eighty-one pages)
Note: Dedicated to Sun Zhuang and Li Xuangong, et al.
Provenance: Previously collected by Sun Zhuang.
37×25.5cm（冊）
RMB: 100,000－200,000
上款簡介：孫壯（1879～1943），字伯恒，號雪園，室名讀雪齋、澄秋館，直隸大興（今屬北京）人，原籍浙江寧波。書法家、收藏家、金石學研究者。清末進士，京師同文館、京師大學堂肄業，曾任商務印書館北京京華印書局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