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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頡剛（1893～1980）?致于鶴年論未來學術規劃的重要信札
信箋?一通五頁
1950年10月17日作?
說明：于鶴年上款。
此為顧頡剛1950年10月17日作五頁長信，圍繞其未來學術規劃、新中國成立初期心態等而作，談到辛樹幟、鄧廣銘、楊鐘健、趙貞信（肖甫），以及禹貢學會、《商史論叢》、《責善》半月刊、第一屆全國出版工作會議等。
據信中提及“會畢后晤辛樹幟先生，渠重長武功農院，堅邀來此一游，以此取道京漢路來此”，所及“重長武功農院”指1950年辛樹幟結束在中國人民大學一年的學習、重任西北農學院院長事。另據《顧頡剛年譜》1950年記載，“九月八日離滬赴京，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遇辛樹幟。十月初與辛樹幟同至西北農學院，商農業掛圖事，在彼處住一月。十一月初離陜返滬，六日抵滬”。可知此信作于1950年10月17日。
信件真切記錄新中國成立初期顧頡剛社會活動不得志而欲轉向純學術研究的景狀。在此前的全國出版工作會議中，顧所提對人才的經濟救助和古籍保護整理等各項提議均被駁回，奔波生計之余又須面對新政府對知識分子的政治改造和教育，“社會活動累經挫折，早已灰心”，“剛此次赴會，省識檻外滋味，亦為一生可紀念之經驗，好在本不求用，無得失之言耳”。因而此信中多顧頡剛對人情世故、世態炎涼的抱怨和牢騷。
關于“禹貢學會，北大鄧廣銘諸兄擬恢復，科學院楊鐘健兄亦謂可予補助印刷費”，顧頡剛則謂“年近六十，勇氣已衰，拳拳之思，只望將若干腹稿寫出，若社會活動則累經挫折，早已灰心，成功固佳，敗亦不足惜”，對“本當由剛努力干去”之事并不熱心。之所以如此，乃因其時早先“群來依附”之人“今則見我無權無勢，去之惟恐不亟，詆之惟恐不至，以打倒我為獻媚新權勢之階梯”，且有“新人物謂剛輩為五四派，其人雖存，其學已死”，因此顧頡剛只能調整心態，謂“剛在從前出鋒頭時未嘗驕，故在現在倒霉時亦不餒”，以“此輩人之散去為我丟去包袱之大樂，此后贏得自由之身，得專力從事于學問之研究，肯再奔走權門，獲得微薄之力，使彼輩作蟲蟻之附乎！”
為此，顧頡剛轉欲潛心學術，謂“《山海經》一書，剛頗有意加以整理”“耿耿之衷，實在帝系、王制、道統、經學四考之創作（鄙意見《古史辨》第四冊序文），倘得撰成，雖萬被戮，亦不悔矣”“此外，則欲考《堯典》《禹貢》《王制》《月令》四篇之著作時代”。
GU JIEGANG IMPORTANT AUTOGRAPH LETTER SIGNED TO YU HENIAN ABOUT THE ACADEMIC PLANNING IN FUTURE
Five pages
Dated October 17, 1950
Note: Dedicated to Yu Henian.
28.5×20cm×5
RMB: 50,000－70,000
作者簡介：顧頡剛（1893～1980），原名誦坤，字誠吾，號銘堅，筆名頡剛、余毅、桂姜園等，室名晚成堂等，江蘇吳縣人，史學家、民俗學家，古史辨派創始人，現代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拓者、奠基人。192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曾任北京大學、中山大學等大學教授。解放后歷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研究員、中國史學會理事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