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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慶·藍地描金龍紋賁巴壺
款識：“大清嘉慶年制”六字三行篆書款
JIAQING PERIOD, QING DYNASTY A BLUE-GROUND GILT-DECORATED POT WITH DRAGON PATTERN AND 'JIAQING' MARK
Provenance:Private Japanese collection.
高：19.7cm?長：14.3cm
RMB: 1,600,000－1,800,000
來源：日本藏家舊藏，附舊包裝及相關資料。
上海博物館藏《清乾隆·松石綠地金彩龍紋賁巴壺》
藏傳佛教自十三世紀起傳入內地開始興起。其時西藏薩迦派教主薩迦班智達之侄八思巴于至元六年，被元世祖封為“大寶法王”，并奉為帝師，領宣政院事，管理全國佛教和藏區事務，至明清兩代，藏傳佛教對宮廷的影響并未消失，尤其清王朝建立后，尊崇藏傳佛教中的喇嘛教為國教，清太宗將“興黃安蒙”定為基本國策，即一方面用武力擴展勢力，另一方面則開始利用藏傳佛教的影響穩固政權。崇德四年就曾派人赴藏“延致高僧”。“崇德七年十月己亥，圖白戒部落達賴喇嘛，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戴青綽爾濟等至盛京，上親率諸王、貝勒、大臣出懷遠門迎之”。至乾隆一朝，其尊奉黃教的目的在乾隆五十七年撰寫的《喇嘛說》中表達明確，“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餡敬番僧也。……我朝之興黃教則大不然，蓋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之，以為懷柔之道也。”在此認知的基礎上，博聞強記的乾隆皇帝以“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習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并認為想要利用宗教治理國家，需要先了解宗教的底蘊，“予若不習番經，不能為此言，始習之時，或有議為過，興黃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虛譽，則今之新舊蒙古，畏威懷德，太平數十年可得乎？” 在此種思潮的引領下，此一時期景德鎮御窯廠大量生產了各種瓷質的佛教用具，如七珍、八寶、賁巴瓶等，除了作為宮中佛堂供奉之外，也用于賞賜西藏地區的宗教領袖及佛教寺院。
嘉慶皇帝延續此種理國之策，即位之后亦虔誠禮佛敬佛，既保留宮中各處佛堂寺廟，維持前朝的規模，勤加修持敬獻，又效仿圣祖、世宗、高宗之舉，于嘉慶十六年親率藏蒙王公貴胄西巡佛教圣地五臺山；曾在避暑山莊多次接見藏蒙地區的各派宗教領袖，促進彼此的信任和交流，令清宮與藏蒙的密切關系一直得到維系，當年交往盛況可由現存于北京故宮博物院《嘉慶萬法歸一圖》窺知一二。因此嘉慶時期宮廷藝術繼續融入藏傳佛教的色彩，其中在御瓷的制作方面體現為景德鎮御窯廠秉旨沿襲前朝則例，繼續燒造生產了大量具備濃郁藏式風格的瓷質法器、供器。
如本品即為延燒乾隆一朝的賁巴壺式樣，洗口，束頸，球形腹，高足微撇，腹部有龍首形流，彎曲向上，端莊雅致。通體以藍料地之上繪金彩裝飾，口部、頸部、足部均以金彩繪蝙蝠祥云紋、回紋、如意云頭紋、蓮瓣紋等，腹部主題繪海水雙龍戲珠紋，流部做龍首吞噬狀，完美地將藏傳佛教用器的造型與典型的宮廷紋飾融為一體。巨龍神態兇猛，造型逼真，龍睛以墨彩點綴，龍身穿行于祥云之中，整器無一不體現了宮廷御瓷的一絲不茍。洗口上下邊沿，口部、脛部及足部采用描金連珠紋裝飾，更添富麗堂皇之感。底施松石綠釉，正中落“大清嘉慶年制”礬紅六字篆書款。
賁巴壺為凈水法器，用于灑番紅花凈水于新入佛門之弟子，其造形沿襲西藏金屬器，如一件刻花金壺，刊于《沈陽故宮博物院文物精品薈萃》，頁43； 非祭典時，賁巴壺供于佛壇，罩錦衣，參考《雪域藏珍：西藏文物精華》，編號74。乾隆、嘉慶御窯以藏區金銀貢器為藍本，以瓷復制，殊為不易。此類瓷質賁巴壺大多以纏枝蓮及八吉祥紋為飾，如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一例，刊于賀利，《Chinese Ceramics》，圖版162；該館尚有黃地粉彩例，屬Avery Brundage 舊藏，館藏編號B60P178；倫敦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藏一件綠地粉彩八吉祥作例，刊于柯玫瑰，《Chinese Ceramics. Porcelain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圖版101；而如本品所飾龍紋例則較少見，前序博物館藏乾隆朝一例，通體以胭脂紅料彩為飾；另一例為張宗憲先生舊藏，錄于《云海閣》，頁242，圖116；除此外青花礬紅賁巴壺，可參考一例，展出于《天民樓藏瓷》，編號118；羅桂祥舊藏一金地粉彩賁巴壺，載于《清瓷薈萃：香港藝術館藏清代陶瓷》，編號68。道光朝亦有延燒，如關善明珍藏二件道光粉彩賁巴壺，展出于《Joined Colors. Decoration and Meaning in Chinese Porcelain》，賽克勒美術館，華盛頓特區，1993年，編號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