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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壽（1897～1971）凝望圖
設色紙本立軸
款識：雷婆頭峰壽指墨。
鈐印：潘天壽印（朱）
PAN TIANSHOUA BIRD ON A STONE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92.5×34cm
RMB: 800,000－1,000,000

作者簡介： 潘天壽，原名天授，字大頤，號壽者，別署阿壽、懶道人、頤者、雷婆頭峰壽者等，浙江寧海人?，F代藝術大師和美術教育家。曾任國立西湖藝術院中國畫系主任、教授，國立西湖藝專校長。1959年出任浙江美術學院（今中國美術學院）院長，并于次年當選為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西泠印社社員、副社長。出版有《中國繪畫史》、《聽天閣畫談隨筆》、《潘天壽美術文集》、《潘天壽詩存》及各種版本的《潘天壽畫集》、《潘天壽書畫集》等。

《凝望》及其來龍去脈
◎胡西林
潘天壽繪鷹科題材的作品，禿鷲以外，常見的還有鷹、魚鷹等等，其它像八哥、山鳥之類也是他喜愛的禽鳥題材，表現手法則既有筆墨，也有指墨。《凝望》未署作年，畫面呈現是一丬長方形的奇崛盤石上一只山鳥匍歇端頂。盤石很大，約占畫幅的五分之四位置，以指墨勾勒的輪廓線時斷時續，折角分明，更有大小深淺不一的濕墨苔點各擇其位，連串成片。行書款題“雷婆頭峰壽指墨”沿盤石右側豎題——此處恰好是畫面的出血處（出血，印刷術語，指畫心超出版心），一溜行書在這兒擋一擋，一方面與盤石形成合抱之勢，另一方面使整塊盤石愈顯方峻、墩實和富有重量感。山鳥匍歇端頂，側身作觀望狀，頗有一種閑趣。但是山鳥是甚么鳥不得而知，比對潘天壽相關畫作也未得其名。比如，潘天壽紀念館收藏的那幅作于1954年的《欲雪》，以及1965年繪贈霍士廉的《雙憩圖》，所繪之鳥都與此鳥相類，但是兩幅畫一名《欲雪》，一名《雙憩》，題目中都沒有涉及鳥名；1966年初夏，潘天壽作有一幅“樂清靈巖寺屏霞嶂前所見”的畫，上繪一石一鳥，取名《巖烏》，那鳥與此軸所繪相似，但是鳥喙稍長并且略微尖些，似乎也不是同一種鳥。曾見過江寒汀一幅取名《山馬》的花鳥作品，所畫之鳥與此軸最為相似。1961年湖州王一品筆莊曾精制一筆，山羊須毫，筆名為潘天壽所取，也叫“山馬”，或許潘天壽曾經畫有此鳥而定此名，但是山馬的學名叫甚么又不得而知了。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杜颂靿蹠嫾分幸矝]有對這種鳥給予明確的叫法，所以我們不妨暫時以“山鳥”籠統名之，其實山鳥的名字也很美麗。
關于此畫的創作時間，我們可以從潘天壽“雷婆頭峰壽指墨”的題款來加以推知。“雷婆頭峰”是潘天壽老家浙江寧海冠莊村西面最高的那座山峰，山上多石，且奇形怪狀，潘天壽少年時常在山上砍柴，山下放牛，那是一座滿載他少年記憶的山峰。晚年潘天壽說自己是雷婆頭峰上的一塊石頭，這在比喻自己性格倔犟的同時，更是對自己的童年及家鄉的思念，所以晚年潘天壽最常用的署款就是“雷婆頭峰壽者”。那么他是甚么時候開始署“雷婆頭峰”款的呢？以筆者所知，最早一幅署“雷婆頭峰”款的作品是1958年初秋創作的《國色天香圖卷》，行書雙行，連年款一起豎題，這時候還沒有出現后來那種將“雷”字放大并略作變形的單行題法，而且是偶然題一下。進入六十年代以后，當時的浙江美院水印工場籌劃為潘天壽印制水印作品，潘天壽為此在1960年創作了一套花卉小品，其中一幅取名《水云》的設色水仙，上面的署款就是題目以外作單行“雷婆頭峰壽”題法，大約從這之后，單行 “雷婆頭峰壽”題款就經常出現在他的畫中作了，并且成了他最喜愛、也是最典型的題款形式。
還有一個事例也與這幅作品的創作時間有關。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當年潘天壽任教上海美專時的學生忻鴻偕夫人一起拜訪潘天壽。忻鴻1929年考入上海美專，1933年畢業，當時所讀是美術教育專業，同學中最著名的就是電影演員趙丹，潘天壽是他們的國畫老師。忻鴻擅花鳥，繪畫才華曾得到劉海粟等名家的欣賞。其時他在杭州化工學校（今浙江工業大學前身）任制圖教師，此次拜訪老師，他向潘天壽表達了希望調入浙江美院的想法，據說潘天壽也欣賞這位學生，后因種種原因調動沒有成功。臨別時潘天壽拿出一幅自己的作品送給忻鴻夫婦，這幅作品就是《凝望》。所以，我們可以確定《凝望》作于上世紀六十年代初。
“文革”中忻鴻遭到了嚴重沖擊，家也被抄，1968年他被迫害致死。幸運的是，當年抄家時，他家共有滿滿三卡車的東西被抄走，而這幅畫——據其子女回憶，因為父親特別喜歡，折迭后藏在抽屜的墊紙下面，居然在翻箱倒柜中躲過了劫難，直到“文革”后的七十年代末——這時忻鴻去世已近十年，子女們在整理父親抽屜時才在墊紙下面發現了這幅潘天壽的《凝望》，你說這幅畫命大不大？當年寧波地委副書記陳耀亭也是在文革中遭到沖擊，他有三箱藝術品在抄家前被封存在寧波地委大院二樓的黨史辦里，其中就有那套極為精彩并且是潘天壽題了簽條的《黃賓虹山水寫生冊》，沒想到在“文革”長長的十年時間里居然被人遺忘了，于是完好保存了下來。文化大革命是要革“文化”的命，看來這“命”還真不好革！于是忻鴻的子女們將畫送到當年的杭州書畫社作裝裱，所作就是我們現在見到的這個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