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為黃易經典化訪碑活動
這一出學術狂潮
巨幕罕見的《前傳》和《續集》
為黃易決定北上 嵩山訪碑的起點
開啟有計劃的嵩洛訪碑之契機
三闕合一 全卷總長近23米
完整性、部分拓本年代
多于故宮藏本
黃易作為乾嘉時期金石學最大的IP，通過一系列經典化的訪碑活動，掀起金石學的學術潮流。他的同好友人包括阮元、翁方綱、鄧石如、伊秉綬等，其中不乏高官、學者、幕僚、布衣，他們圍繞黃易的訪碑活動，行成金石共同體。
黃易（1744-1802）
從以拓為媒，到『黃易』本身成為一個抽象的符號，成為一個特殊人群交流的紐帶，『黃易』是一種交流方式，黃易的“企圖心”影響至深。
這是罕見的通過一種學術方法變革，成功改變學人交流方式和文人生活方式。民國學人也是跨越階層，完成這種共同體構建，他們直接模仿了黃易。甚至當下鑒藏共同體的構建，也由此脫胎。真是，永遠的乾嘉，永遠的『黃易』。
本卷中《開母廟石闕銘》、《開母廟畫像》、《太室石闕后銘》、《太室、少室兩額》確為黃易舊藏。其中《開母廟石闕銘》為明拓本，《開母廟畫像》、《太室石闕后銘》與《太室、少室兩額》為黃易藏乾隆甲寅（1794年）拓本。
另考，卷中《太室石闕前銘》、《少室石闕銘》、《少室東石闕銘》、《堂溪典請雨銘》均為乾隆時期拓本。
明拓嵩山三闕并黃易藏二室額畫像、堂溪典請雨銘全卷
黃易舊藏并題簽、題跋。蔡哲夫夫婦鑒藏并?？薄?/em>
卷中羅振玉題引首，趙藩、商承祚、周夢坡、傅熊湘等四五十家名人題跋鑒賞。黃賓虹、溫其球、徐锜、楊千里在卷中作校碑圖。
羅振玉 引首：115.5×43.5cm
趙藩、商承祚 題跋
劉三 題跋：63×34.5cm
黃賓虹 校碑圖 82.5×41.5cm
周夢坡、傅熊湘 題跋
溫其球 校碑圖：82.5×41.5cm
鄒安、傅熊湘 題跋
徐锜 校碑圖：43.5×34.5cm
楊千里 校碑圖：68×43.5cm
馮文鳳 題跋：56×43.5cm
蔡元培、何覺、繆荃孫 題跋：40.5×9.5cm
鄒安 題跋：46.5×43.5cm
高吹萬等人 題跋：42×21cm 43.5×21.5cm
《黃賓虹年譜》、鄭逸梅《南社叢談》中提及
校勘明拓漢嵩山三闕銘圖即為本卷。
黃易被公認為乾嘉時期訪碑第一人，嵩洛訪碑是黃易最重要的兩次大型訪碑活動之一，而嵩山三闕則是嵩洛訪碑中最主要的金石學成果。因此，對于黃易的金石收藏以及訪碑活動來說，嵩山三闕的關鍵性毋庸置疑。
“嵩山三闕”指位于河南登封嵩山地區，是我國現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廟闕，是黃易在乾嘉時期首先成就了嵩山三闕的經典金石地位，反過來，嵩山三闕同樣成就了黃易作為乾嘉金石學者的形象與聲名。
開母廟石闕民國時期照片
而本卷正是黃易這一重要金石學成果的直接緣由與體現，也是黃易經典化碑刻、拓本、以及訪碑活動中的重要進程之一。因此，此卷可以說是黃易決定北上訪碑旅程之起點，也是其開啟有計劃的嵩洛訪碑活動之契機。
嘉慶元年（1796年）黃易嵩洛訪碑之旅
以嵩山訪碑為焦點
是卷經蔡哲夫的搜集與民國眾人的探考，使得本卷實現了乾嘉時期與民國時期的雙重經典化。全卷總長近23米，在完整性、部分拓本年代、民國流傳這三方面都更優于同年所拓的故宮藏本，隨卷展觀，如游嵩山，洵足寶貴。
據年譜初編，乾隆甲寅（1794年）二、三月間，黃易曾遣拓工至河南洛陽一帶訪拓碑刻，所得刻石拓片皆為其銘心之品，現藏于故宮博物院。本卷中部分拓本與故宮博物院所藏本為同年所拓，都有黃易題簽，且都標有“乾隆甲寅（1794年）拓本”字樣。
本卷黃易簽條與跋
縱觀已知黃易有關“嵩山三闕”拓本的藏品，標有“乾隆甲寅（1794年）拓本”字樣的僅兩件
一件現藏于故宮博物院，另一件即為本卷。
值得注意的是，本卷在完整性、部分拓本年代、民國流傳這三方面更優于同年所拓的故宮藏本，茲列如下：
其一 ，本卷在完整性上更優于故宮藏本，更加契合黃易心中“善本”的條件。
故宮藏本故宮藏本分為五冊
均為乾隆甲寅三月本
西泠本合五冊為一卷，所拓內容更豐，又有黃賓虹、羅振玉等名家題畫題跋，是為市場中最罕見、最完整的珍品。
二者雖為同年所拓，但裝裱形式不同。故宮本分為《太室石闕銘》、《少室石闕銘》、《少室東石闕銘》、《開母廟石闕銘》、《堂溪典嵩高山請雨銘》五冊，而本卷合五為一，且卷中較之又多《開母廟畫像》拓本，更完整也更豐富。
2014西泠春拍 lot1895
黃易 《嵩洛訪碑日記》暨丙辰隨錄手稿
根據黃易在《嵩洛訪碑日記》暨丙辰隨錄手稿（西泠拍賣14春Lot 1895）中所寫：
“嵩洛多古刻，每遣工搨致，未得（其全）善本。嘗思親歷其地，捫苔剔石。
嘉慶改元（1796）之秋攜拓工二人自蘭陽渡河……不減與古賢晤對也”。
其中，黃易將“未得其全”改為“未得善本”，我們可以據此推測黃易心中的“善本”概念，不止要拓得“精”，還需“全”，故，西泠本《嵩山三闕》更加契合黃易心中“善本”的條件。
其二 ，本卷在部分拓本年代上更優于故宮藏本。
故宮本五冊均為乾隆拓本，而本卷中《開母廟石闕銘》為明拓本，其他為乾隆拓本。其中《開母廟畫像》、《太室石闕后銘》、《太室、少室兩額》與故宮為同年所拓本。
西泠卷《開母廟石闕銘》為明拓（后文詳細論述）
《開母廟畫像》拓本故宮版從缺
其三 ，本卷中有四十余家民國名人題跋、鑒賞，不僅體現了乾嘉學術風尚到民國的延續，也體現了民國時期眾人對乾嘉學者的崇拜，使得本卷內容更為豐富。
是卷經蔡哲夫的搜集，將羅振玉、王國維、商承祚、鄒安、趙蕃等一眾民國時期金石學考據學的代表連接；又將南社一眾如黃賓虹、蔡元培、周夢坡、高吹萬、汪溶、王蘊章等人聯結；也將清末遺老如繆荃孫、梁鼎芬、康有為、章炳麟、朱孝臧、李瑞清、劉世珩等人相互聯系。因此，本卷對于金石學及后世考據學亦有著重大貢獻。
全卷總長：2266.5×43.5cm
① 羅振玉雙題（引首：115.5×43.5cm）、黃賓虹（校碑圖：82.5×41.5cm）、趙藩、商承祚、周夢坡、傅熊湘、劉三（題跋：63×34.5cm）
② 鄒安（題跋：46.5×43.5cm）、溫其球（校碑圖：82.5×41.5cm）、傅熊湘
③ 馮文鳳（題跋：56×43.5cm）、徐锜（校碑圖：43.5×34.5cm）、高吹萬等人（題跋：42×21cm 43.5×21.5cm）
④ 蔡元培、何覺、繆荃孫（題跋：40.5×9.5cm）、楊千里（校碑圖：68×43.5cm）
著 錄：
1.《南社叢談》P268，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2.《黃賓虹年譜》P137-138，上海書畫出版社，2005年。
黃易是乾嘉時期金石學的代表人物，他最為重要的兩個身份是收藏家以及訪碑者。黃易最為成功之處在于他將與自己有關的碑刻、拓本以及訪碑活動迅速經典化，使之成為學術界與藝術界矚目的焦點，其經典化策略主要包括征集拓片、題跋、刊印與翻刻、保護性復原與重建、繪制訪碑圖冊等。
本卷便是黃易此次經典化訪碑活動的具體表現之一。
北宋趙明誠《金石錄》
嵩山碑刻眾多，其中堂溪典《請雨銘》最早見載于北宋趙明誠《金石錄》。而“嵩山碑刻”在短時間內迅速成為“經典”名碑是因為黃易，其因黃易而廣為人知，也因黃易而開啟了訪拓之風氣。黃易也因不斷探訪此碑而盛名遠外，成為乾嘉時期金石學的“經典”人物，二者互相成就。
蔡氏將自藏嵩山碑刻與黃易舊藏拓本合裝為卷，從中亦可見蔡氏用心之處。更為難得的是，蔡氏直接模仿了黃易經典化的策略，請羅振玉、趙蕃、蔡元培、黃賓虹、商承祚等四十余家題跋、鑒賞、繪制訪碑圖等，使得本卷實現了乾嘉時期與民國時期的雙重經典化。
“嵩山三闕”指位于河南登封嵩山地區，建于東漢時期的太室石闕、少室石闕以及開母廟闕的簡稱，是我國現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廟闕。卷中多題為“崇高”，是為嵩山古稱泰室山、崇高山。
黃易深知拓本的優劣對于書法學習的影響，所以自弱冠起便不斷尋求“嵩山三闕”拓本。其與“嵩山三闕”的淵源可追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之前，黃易曾請時為河南知府的施誠幫助訪拓，卻遭嗤笑，以“再求無益”而告終。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黃易收到友人趙魏數次所寄《開母闕》拓本等。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
黃易托好友武億訪拓“嵩山三闕”。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
黃易較為集中的收到武億寄來的“嵩山三闕”諸拓。
乾隆甲寅年（1794年）
黃易遣拓工至河南洛陽一帶訪拓古代石刻。
嘉慶元年（1796年）
黃易攜拓工二人親赴嵩山、洛陽一帶訪碑……此間種種，不能詳盡。
翁方綱 《兩漢金石錄》
蘇齋叢書本
其中，促使黃易在乾隆甲寅年（1794）再次派遣拓工前往嵩洛地區訪拓碑刻的契機或被翁方綱記錄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梓行的《兩漢金石記》中，黃易曾來札云及之前從未見于著錄的一個拓本，并寄來自己臨摹的數紙。
一個月后，畢沅正巧寄來一個拓片連同上方之額，三人方得知此拓是太室闕之后銘。而這一段讓黃易、翁方綱、畢沅三人都如此激動的“從來未見于著錄”的太室闕后銘，也收錄在本卷之中。或許就是因為破解了此“未見著錄”之謎，促使黃易再次遣工前往，繼而也誕生了本卷的部分拓本。
翁方綱、王念孫題跋 黃易《嵩洛訪碑圖 · 開母石闕》
故宮博物館館藏
然而，黃易對于金石的追求并不止于“精拓本”，更是親臨現場捫苔訪碑。因此，黃易在得本卷中拓本兩年后，即嘉慶元年（1796）九月，便攜拓工二人親赴嵩山、洛陽一帶訪碑，期間尋覓個朝古跡名碑，傳拓金石搜羅碑版，著《嵩洛訪碑日記》，并繪《嵩洛訪碑圖冊》。正式開啟了其一生中最為重要且最具規劃性的一次北上訪碑之旅，“凡蠟屐所經，斷碣殘碑無不畢出，訪剔之勤，拓之精，實前人所未及”。
由此可說，本卷為黃易決定北上訪碑旅程之起點，亦是其開啟有計劃的嵩洛訪碑之契機，其“乾嘉時期訪碑第一人”的形象也根植于此卷之上。
黃易嵩洛訪碑歸來，搨碑四百余，其中分贈給友人者不計少數。
其以副本分贈李東琪、李克正、劉鏡古等人。
嘉慶三年（1798）三月，又將手拓《嵩山三闕》全幅寄至翁方綱齋中，翁氏懸于嵩陽真跡之齋，與諸友同觀作歌。互相贈送拓片是乾嘉時期普遍的社會現象，此類“以拓為媒”的交流方式更是黃易成功進入仕途、屢次升官的紐帶。也正是因為黃易的這種交流方式，帶動了金石學在這一時期的長足發展。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中提及：此文從來不見于著錄，牛氏圖亦無之。
先是黃小松札來云見此拓本，略摹數字，見寄未之詳也。
逾月畢秋帆中丞于中州拓寄此本，連上方之額，乃知是太室闕之后銘。
而小松處拓本適亦寄來，二本互對，纔辨四十七字耳。
黃易于鄭制錦門下做幕僚四年，期間其學問、藝術及社會交往逐漸打開局面，結識了翁方綱、汪啟淑等人，并贈送拓片印石等，以訂金石之交。
黃小松金石友人
阮元、翁方綱、畢沅、王昶、朱筠等
后因鄭制錦積極報捐而入京為官，憑借著自身的學識與藝術水平擠入了當時的高端學士圈，時常穿梭在高官和知名學者之間，如阮元、畢沅、王昶、朱筠等人，時常贈諸位以金石拓片，書信往來密切。在短短數十年之間，官至奉政大夫（正五品銜）護理運河道的運河同知。故，其在仕途上屢次升遷和他與京圈學者以及行政高官的密切往來是分不開的。
開母廟石闕銘：382×43.5cm
開母廟畫像：138×33.5cm 130.5×33cm
太室石闕銘額：77×43.5cm
太室闕前銘：112×37cm
太室闕后銘：134.5×43.5cm
太室闕畫像：51×37.5cm
少室石闕銘額：43.5×34.5cm
少室闕西闕：123×34cm 258×32cm
少室闕東闕：43.5×26.5cm
請雨銘：142×37.5cm
對于碑版的年代考據，歷來都是學人的喜好。自乾嘉至民國，又至當代，對于所獲碑刻拓本的年代考據歷久不衰。也可以說自乾嘉以來，考據學的逐漸興起，使得收藏金石文字成為一時顯學。
《開母廟石闕銘》為明拓
關于開母廟石闕銘的考據，歷代甚伙，但都注重 “玄九”“山辛”“川郡陽”“其清”“民同”諸考據字。黃易在《嵩洛訪碑日記》中：銘詞開母廟興一行，之前有“川郡陽”一行。可知“川郡陽”三字不損。
本卷“川郡陽”三字不損
本卷題名12行，記66字；銘文正文24行，記206字，更早于眾多碑學家所見版本。卷中“玄九”二字未損，“山辛”“民同”不損，故為明拓本。
卷中開母廟石闕銘部分為明拓，余均為乾隆拓。
在開母廟“玄九”“山辛”“民同”中間蓋有蔡哲夫與談月色諸印章，以證此為明拓。
《太室石闕前銘》為乾隆拓本
將本卷中《太室石闕前銘》拓本與海圖書館藏王懿榮明拓本、故宮博物院藏黃易乾隆甲寅三月拓本、楊守敬題跋嘉慶拓本對比可知，本卷中《太室石闕前銘》年份應與故宮本相近，當為乾隆拓本，或同為乾隆甲寅（1794年）拓本。
卷中太室石闕銘為乾隆拓。上海圖書館藏王懿榮明拓本（后均簡稱為“王懿榮本”）君 字右下角完好，故宮博物院藏黃易乾隆甲寅三月拓本（后均簡稱為“故宮本”）君 前綴橫以泐，而西泠本與楊守敬題跋嘉慶拓本（后均簡稱為“楊守敬跋本”）君 前綴橫中段亦泐損，而相比于君字右邊石花，從稍損至石花已與君字相連。故可知西泠本年份應相近于故宮本與楊守敬跋本。
而二十五行虎（乕）字相較，王懿榮本右側無豎形泐損，而其他三本均有此狀泐損，而故宮本與西泠本右下角巾部右部豎勾右側仍可見乕字橫劃下垂之篆法，楊守敬跋本不見。故西泠本太室石闕銘段應為清拓本，時間距故宮本相近，當是為乾隆拓本。
另相比于二十一行 功 字，可知王懿榮本工部完好，視之故宮本與西泠本，工部均泐，力部中間部分均泐。故可知西泠本太室石闕銘為乾隆本。
《太室石闕后銘》為乾隆甲寅年拓本
太室闕額下有狹長豎行，字多不辨，此為太室石闕銘后銘，在很多拓本及著錄中均不見載。
右：故博藏黃易乾隆甲寅三月拓本
太室闕后銘局部
左：西泠本太室闕后銘局部
二者字口細節完全一致，為同一批次拓本。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之前這一部分從未見于著錄，黃易在偶然得之后便進行了臨摹。西泠本與故宮本的太室闕后銘字口細節一致，當同為乾隆甲寅年精拓本。
《少室石闕銘》、《少室東石闕銘》為乾隆拓本《堂溪典請雨銘》為乾隆拓
本卷《少室石闕銘》與《少室東石闕銘》拓于一張紙上，故宮乾隆甲寅（1794年）藏本將其分裱為兩冊。下簡稱為《少室石闕銘》。
《少室石闕銘》清初精拓本在“于叢林芷”前尚有隱約文字十七行，其中有近十行文字僅有最下端半字存在。乾隆至道光拓本，一行“于”字依稀可辨，五行“道”字下部稍有石花，九行“史”、十行“廟”、十一行“長”下皆連石花。因此，本卷中《少室石闕銘》拓本年代最早在乾隆年間。
左：少室石闕銘一行“于”字依稀可辨
右：少室石闕銘五行“道”字下部稍有石花
下：少室石闕銘九行史、十行廟、十一行長下皆連石花
比較早的取法“嵩山三闕”的書家，以鄧石如為代表，他曾自述：
余初以少溫為歸，久而審其利病。于是以國山石刻、《天發神讖文》、《三公山碑》作其氣，《開母石闕》致其樸，《之罘》廿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鬯其致。彝器款識以盡其變，漢人碑額以博其體（劉恒《中國書法史 · 清代卷》）。
試拿本次春拍「黃易友人專題」一件鄧石如隸書與《開母廟石闕銘》對比，便會發現，鄧氏的隸書不乏《開母廟石闕銘》質樸而沉實的一面，同時清末民初碑學視域下，臨習取法“嵩山三闕”的書家愈來愈多，如何紹基、莫友芝、翁同龢、吳大澂、吳昌碩等，都曾取法于三闕。
從他們的臨作中使人感受到由于加入了對漢人篆隸的取法，他們筆下展現出別樣的渾穆、老辣、古拙甚至蒼茫的氣象。
· 專 題 精 選 ·
▲
2023西泠春拍 黃易與友人專題
伊秉綬（1754～1815）、陳鴻壽（1768～1822）、梁同書（1723～1815）、姚鼐（1731～1815）、鐵保（1752～1824）等題跋，王溥（1796~1850）繪 藝蘭種竹圖卷
設色紙本 手卷
1804年作
引首：116.5×53cm 畫心：99.5×53cm
題跋：1525×53cm 234.5×53cm
說明：王之政上款。鐵保題引首。陶澍、吳高埈、樂鈞、沈琨、談祖綬、鄧晅、靳金鼎、金邵、單渠、陳鴻壽、陳云、沈學寬、何祥?、顧廷綸、額勒布、伊秉綬、徐端、戴均元、黃曰燮、龔烈、 戴光垣、程云卿、陳鴻翥、周炎、歸懋儀、阿克當阿、許兆椿、何一坤、李滎、莫瞻菉、何因錀、倉斯升、呂泰、黎世序、李景嶧、陳文述、姚鼐、康基田、梁同書、姚原紱、吳錫麒、鐵保、彭兆蓀、曾燠、帥壽昌、章煦、廖寅、陳鴻墀、熊方受、孔繼治、孫玉庭、洪瑩、王賡言、茅元輅、張文靖、萬承紀等題跋。
▲
2023西泠春拍 黃易與友人專題
伊秉綬（1754～1815）行書 臨宋虞允文尺牘
泥金紙本 立軸
1804年作
199×51cm
出版：《中國書畫—筆と墨の伝言》P20，日本天六書房出版。
▲
2023西泠春拍 黃易與友人專題
鄧石如 去世當年所作罕見隸書
132.5×74.5cm
▲
2023西泠春拍 黃易與友人專題
黃易（1744～1802） 古松圖
水墨紙本 立軸
106×24cm
出版：1.《名人書畫集》第二冊 ，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九年（1920）。
2.《名人花卉集》，西泠印社，民國二十三年（1934）。
3.《金石家書畫集二集》第三冊，西泠印社，民國二十四年（1935）。
4.《南畫大成》第五卷 花卉 · 蔬果，興文社，昭和十一年（1936）。
5.《晉唐五代宋元明清名家書畫集》圖三五八，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二年（1943）。
說明：顧麟士、李嘉福、吳昌碩舊藏，吳昌碩并題簽。
鑒藏者簡介：1.顧麟士（1865～1930），字諤一，號鶴逸，別署西津漁父，江蘇蘇州人。祖文斌，筑過云樓，收藏富甲一方。工書畫，精于畫史、畫論、鑒藏。為近代六十名家之一。
2.李嘉福（1839～1904），字笙魚，一字北溪，齋室名吟蓮館，浙江石門（今崇德）人，流寓吳縣。吳待秋之岳父。工書畫，精鑒賞，收藏極富。
3.吳昌碩（1844~1927），原名俊，后改俊卿，字昌碩，又字倉石，號缶廬、缶道人、苦鐵，又署破荷、大聾等，浙江安吉人。詩、書、畫、印皆精，為一代藝術大師，近代六十名家之一。西泠印社首任社長。
吳昌碩題簽
▲
2023西泠春拍 黃易與友人專題
黃易（1744～1802） 惲南田詩意圖
立軸 水墨紙本
64×24.5cm
出版：《古歡：黃易與乾嘉金石時尚》P160，薛龍春著，三聯書店，2019年。
說明：吳友松上款。
上款人吳友松為阮元好友，乾隆年間曾幕游山左，阮元所輯《小滄浪筆談》中收錄有吳氏詩文絕句。吳友松同時也是吳履的族弟，吳履在1792年一則致黃易信札中（南京博物院館藏），花費大量筆墨向黃易介紹族弟吳友松，并轉呈吳友松投贈黃易的五古二十韻詩。
黃易在書、畫、印三個領域都有極高的知名度，對其作品的求索幾乎充斥于任何一封寄往黃易的書札中。1793年吳友松致信黃易表達仰慕之情（故宮博物院藏），并委婉請索：“友松愛先生之畫與印章，猶乎先生之愛金石文字，先生能以一畫一印以副友松之望乎？”而本幅山水即應為黃易回應吳友松求畫之作。
上款簡介：吳友松［清］，字秋鶴，浙江秀水（今屬嘉興市）人。乾隆年間曾在山東作幕僚。阮元《小滄浪筆談》云其“詩才清逸，尤工填詞，著有《野花詞話》，自少幕游山左，以瘵疾卒，年僅三十六” 。吳友松還寫有《月夜游大明湖記》《七十三泉記》等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