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在中國可算是一個響亮的名字，然而雖然知道他的人不在少數，卻多半是因為魯迅對他的批評，而了解他的怕是算不上多了。他是個多產的作家，為他寫傳記的人也不少。他看起來似乎更象是一個純粹的文化名人，卻實際上也有過熱血沸騰、激昂吶喊的青年時代。這一批林語堂夫婦與亨利·馬克·霍爾澤夫婦（Mr,& Mrs Herry Mark Holzer)1963 到 1973 年間的交往信件，可算使這位“名人”的形象更加鮮活生動起來。他的努力、他的忙碌、他的樂觀、他的幽默……可謂歷歷在目、活靈活現，而不再只是傳聞。
霍爾澤夫婦是林語堂晚年非常重要的朋友，據推測，他們的交往應不晚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霍爾澤夫婦二人 ：埃利卡·霍爾澤（Erica Holzer 或曾名 Phyllis）和亨利·馬克·霍爾澤皆是作家兼律師，此外亨利·馬克·霍爾澤還是布魯克林法學院（Brooklyn Law School ）的教授，教授憲法、行政法及其他課程。他們出版過多部小說，比較關心人權問題和遠東事件，對東方充滿了興趣。這其中或許不無林語堂的影響。1953 年林語堂能順利從賽珍珠夫婦的約翰·黛（John Day）公司收回多本著作的版權，這對夫婦從中幫了不少忙。林語堂和賽珍珠原本在政治觀念上就有分歧，1946 年林語堂因發明中文打字機而陷入貧困，曾向賽珍珠夫婦借貸，不料對方竟不理會，加之五十年代林語堂發現一直替他打理出版工作的賽珍珠夫婦竟然向他收取高達百分之五十的版稅，而當時美國的其他出版公司一般只收百分之十左右，遂斷然收回了著作版權，兩人關系因此破裂。日后雙方雖亦有所交往，但終究未能重修舊好。而林語堂夫婦與霍爾澤夫婦此后書信往來頻繁，霍爾澤夫婦曾于林語堂夫婦五十一周年婚禮紀念日寄去賀喜的卡片，林語堂夫婦也在信件中屢次熱情邀請他們來亞洲。且對他們的生活與工作也甚為關心，雙方關系密切由此可見一斑。另外，信中提及的 William Targ為原世界出版社的總編輯，后任 G.P. Putnam's Sons公司總編輯，林語堂后期的書多由他出版。
林語堂（1894～ 1976） 致霍爾澤夫婦信札明信片十五通
紙本 信札（十三頁）明信片（五幀） 1963～1972年作 尺寸不一
說明：美國友人亨利·馬克·霍爾澤夫婦（Mr & Mrs Herry Mark Holzer) 上款。該夫婦是林語堂晚年較為關鍵性的人物，他們都是律師兼作家。林在美國與賽珍珠所鬧的版權糾紛，正是由于他們的幫忙而得以挽回，這在林語堂的自傳中也有著墨。十五通信函跨度近十年，涵蓋了林晚年所做的一些重要工作和行為。譬如探討了港臺文化氛圍的異同，是林語堂六十年代選擇回到臺灣的因素之一；編輯字典是林語堂從未停止的努力，《當代漢英詞典》可稱其最后一部大作；英譯《紅樓夢》則是林未完成的夙愿，卻轉而成就了一部名作《京華煙云》等等。
林語堂于 1936 年應賽珍珠之邀赴美寫作，此后旅居美國三十年，但他心中對祖國的牽掛與關心從未間斷。抗日戰爭時期，林語堂寫了大量的文字聲援祖國，林氏夫婦在美國也曾多次組織及參與華僑援助中國的活動，在他的著作（如《京華煙云》）中，愛國之情也時時流露。人到晚年，總思落葉歸根，或許 1958 年他訪問臺灣時受到了臺灣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及蔣介石夫婦的接見，也進一步堅定了他回國的決心吧。1966 年林語堂舉家回國，定居臺灣。在此之前，夫婦二人曾周游歐洲，還特意去訪問了薩爾茨堡的莫扎特墓，也從歐洲各地給霍爾澤夫婦寄去了明信片（包括在這批信件中）。回國之前他似乎在定居香港還是定居臺灣之間思量了許久，而最終還是臺灣贏得了他的青睞。他曾于 1966 年寫給霍爾澤夫婦的信中透露，比起“香港的殖民地氣息”還是更喜歡臺灣與其家鄉福建漳州類似的優美山水以及動聽的閩南鄉音。
在林語堂的人生中，字典似乎扮演了一個很特殊的角色。在就讀于圣約翰大學的學生時代，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曾讓他受益匪淺。他借助這本字典，英文學習突飛猛進，成了校園里的風云人物。海外學成歸來后，他曾于三十年代編寫了《開明英文文法》，一方面促進了英文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青年了解外面的世界打開了方便之門，也體現了五四一代學者教育救國的理想與努力 ；另一方面，這本書也體現了林語堂語言學博士的專業功底，奠定了他在國內的學術地位，同時為他帶來了豐厚的回報。而 1972 年由香港中文大學與麥克葛羅—希爾（McGrow-Hill）公司出版的《當代漢英詞典》（Anglo-Chinese Dictionary of Current Usage）則可算是林語堂的最后一部“大作”。他曾在 1969 年與霍爾澤夫婦的信件透露原本計劃用三年時間完成這項工作量巨大的字典編纂工作，林夫人在信中也說“他……幾乎停下了所有其他的寫作和教學工作，因為根本沒時間做……”林語堂自己也說“現在沒有時間釣魚了，一周七天全是工作，忙得像個學生”。此外他也提到許多中文詞匯的翻譯工作均由他親自完成，因為“找不到能夠勝任的助手”。而此時的林語堂已經是一位年近八十的老人了，他對工作認真負責的態度由此可見一斑。而這部字典最終花了五年的時間才得以完成，期間林語堂身體狀況的惡化及其大女兒林如斯的意外逝世給林家二老帶來的精神打擊，可算是重要原因。
晚年的林語堂依然幽默樂觀不減當年，不愧為世界級的幽默大師。他對新鮮事物也始終抱有強烈的興趣。他曾于 1968 年寫給霍爾澤夫婦的信中大力推薦臺灣導演胡金銓的電影《龍門客棧》。1967 年林氏夫婦住在香港時，由于遭遇臺風，香港陷入淡水危機。他在那年的信中說 ：“如果我們淡水耗盡，那就要像陸地上的螃蟹一樣給晾干咯”，又說“我一直待在空調房里，還挺自在”。并且還有心情抱怨廚師 ：“又甜又辣對中國菜來說真是一場災難，天知道他們在做鴨子時都在里面放了些甚么！”
此外還有一部書在林語堂的生命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紅樓夢》。他一直對這部小說抱有很大的興趣，早在 1938 年就打算將《紅樓夢》譯成英文，但因考慮到與時事不合，轉而決定寫一部小說，這部小說即是受紅樓夢影響極大的《京華煙云》。在 1973 年寫給霍爾澤夫婦的信中他也提到正在翻譯《紅樓夢》。然而這部譯著最終卻未能問世，而只于 1973 年出版了一冊《紅樓夢》版本目錄。這或許與林語堂身體狀日漸惡化，以及大女兒的離世帶給他的打擊都脫不了干系。而這位在《八十自敘》中還說自己還要努力再活十年的樂天派老人，最終也于 1976 年撒手人寰。這部未能問世的《紅樓夢》英譯本算不算是林語堂的一個遺憾我們已經不得而知，但卻絕對是所有讀者的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