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卷樓舊藏、吳焯批校跋本《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卷》
明末清初抄校本
毛裝8厚冊 竹紙
開本：28×17.8cm
著錄：
1.《鑒止水齋書目》史部第五櫥，（清）許宗彥撰。
2.《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八，（清）丁丙輯。
3.《八千卷樓書目》卷四，（清）丁仁編。
4.《海日樓書目》，沈曾植撰。
5.《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史部六，（清）邵懿辰撰。
說明：此書經清初藏書家吳焯通篇批校、題跋、補抄不下數萬字。后由許宗彥鑒止水齋、丁丙八千卷樓、周大輔鴿峰草堂、沈曾植海日樓遞藏并著錄。
《唐大詔令集》自元明清三代無刻本流傳，校補難度極大。現存抄本中，經過校勘的僅有數部，此本當為最精。這是現存保留吳焯手跡最多的一部書，也是對唐大詔令最早的研究。
從王文韶大學士府出門，沿清吟街東行幾百米，稍加探尋便可找到一棟歇山頂的二層小樓，樓前立一小碑，上書“小八千卷樓舊址”。門前的玉蘭一株，已有參天之姿，當年栽下它的便是清末赫赫有名的四大藏書家之一——錢塘丁氏兄弟。由此再往南幾個街口，同樣是書香故地，清初藏書家吳焯的“瓶花齋”、汪憲的“振綺堂”，許宗彥的“鑒止水齋”，以及晚清民國時期林立的舊書坊大都云集于此。歲月流逝，藏書樓主人和當年的書市盛景如春花秋落，早已不復。我們很難從喧鬧的街市中，再找回那一種沉浸于故紙堆的心靈的寧靜。
直到2013年暮春，一部經由八千卷樓舊藏的《唐大詔令集》從海外回到杭州。此書為清初藏書家、校勘家吳焯通篇批校題跋，又經許宗彥、丁丙、周大輔、沈曾植等數位江浙藏書家遞藏、著錄。翻開書冊，朱墨紛披，那些藏書樓中的文人雅事也隨之一一浮現。
吳焯，校書達人的風雅與癡狂
吳焯（1676-1733），字尺鳧，號繡谷，又號蟬花居士，錢塘（今杭州）人。他家的庭院中，有一古藤，花時柔條下垂如瓔珞，于是構亭“繡谷”，與朋友吟賞其間，頗得佳趣，其藏書樓名“瓶花齋”，想必也與此好有關。據《武林藏書錄》載，吳焯“喜聚書，凡宋雕元槧與舊家善本，若饑渴之于飲食，求必獲而后已。故瓶花齋藏書之名，稱于天下”。后輩藏書家對吳焯都非常推崇。如傅增湘在《藏園群書題記》中就說：“尺鳧以藏書名家，多蓄善本，尤嗜丹鉛，著有《繡谷亭熏習錄》，考證翔實，為世所重。”
吳焯校跋古籍的學問功夫，也十分了得，加之其校書存世極罕，故向為藏書家所看重。現代藏書家黃裳甚至將吳校本與“黃跋”（黃丕烈題跋本）作比較：“年來南北舟車，訪書公私藏，曾未見尺鳧校本一種，罕遇難求，遠較蕘翁為甚。世人佞黃而不知有尺鳧者，殆難免井蛙之誚耳。”（《驚鴻集·明抄本琴史》）。
我們手頭這部《唐大詔令集》，毛裝八厚冊，內經吳焯通篇批校、補抄不下數萬字。這是現存保留吳焯手跡最多的一部書，也是對唐大詔令最早的研究。尤為難得的是，卷中有吳焯手書題跋三十處，跋語或長或短，意到筆隨，讀來頗足玩味。以下試舉數例，以饗讀者。
“南華堂側黃梅盛開，姬人拭方壺，濯以新水，插供幾上。向晚燃三衢白蠟，余披閱此卷。小平朝次”（第一百七卷）。瓶花齋中，書香，佳人，清供，三者俱足，大概只有在這樣的環境中，校書這等苦差才能成為樂事吧。
又，“歲行盡矣，低窗竹屋，燈火青螢，時于此間得少佳趣。坡云是語，真乃冰雪胸襟，煙霞氣質。吾輩縱不能到此境地，當此殘年，風雪中篝燈擁爐，宵分未罷，亦是冷澹生涯中一種快事也。丙午小除夜。”（第一百三卷）
又，“新年不為酒食之會，不入魚龍曼衍之場，紙窗木幾，燈火熒煌，起步中庭，月光亭午，此際真索鮮人不得也。”（第一百二十七卷）
以上不過寥寥數語，足以于冷澹寂靜中透出的快意，若非識得書中三昧之人，何能體悟如此深切。
當然，正所謂“德不孤，必有鄰”，在杭州這樣的人文萃集之地，藏書風氣之盛，在瓶花齋的“文人沙龍”中就可見一斑。在第一百二十一卷中，吳焯寫道：“卷內錯簡，尋繹數十過方得補全，命侍史重書。中春花生日，招同欒城、樊榭、堇浦、小山兄弟瓶花齋集，出此編欣賞永日”。
這里提到的沈嘉轍（欒城）、厲鶚（樊榭）、杭世駿（堇浦）、趙昱（小山）俱為一時名流，也是當時頗富盛名的藏書家，又同為吳焯的同里密友，真當算得上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了。我們今天倡導和推進藏書文化，心中也不乏這樣的期許，有朝一日，中國大地能夠重現這等名副其實的文儒雅集，以不負祖先文脈源流之深，不負山川鐘靈毓秀之德。回歸正題，按照趙昱的說法，吳焯對自己所藏之書“頗矜惜，不輕借人”。如若是此，那么能讓他在春暖花開之日，拿出來與諸友“欣賞永日”的這部《唐大詔令集》，必定是非同一般的。
如下文所述，此書是吳校本的代表性著作，故吳焯在全書即將校畢之際向眾友展示，這一舉止實際上可視為一種得意心情的流露。
解密《唐大詔令集》
“詔令”即民間所謂的圣旨，是以帝王的名義發布、并經文人學士之手的官方文章。這其中就有不少“獨家新聞”是一般典籍中未記載，或是可以相資參考的。比如《唐大詔令集》卷四十中有一條“度壽王妃為女道士敕”，記錄了壽王妃楊玉環入道一事，其他史書中多未提及。雖不及百字，卻留予后人很大的推想空間。
唐代的詔令，一般散見于《唐會要》、《冊府元龜》等史書，然多有缺漏和訛誤。《唐大詔令集》共有一百三十卷，由北宋宋綬編，其子宋敏求整理，對唐代詔令的考證有重要的文獻價值，但由于年代久遠，歷經元明清三朝無刻本流傳，留存下來的抄本也都不完整，共缺二十三卷，校補難度極大。目前的通行本是中華書局的排印本，它以國圖所藏顧廣圻校本為底本，以張均衡《適園叢書》本（號稱以三個明抄本校勘）參校，是當前最好的整理本。但與吳校本的底本相比，仍有可補者。如：卷四十一《冊昌樂公主文》，中華本缺十一字，吳校本底本不缺。另外，吳本中“貞觀”多作“正觀”，乃避宋諱。由此可知，吳本與流通諸本實非一源，而且是依宋本抄錄，頗具校勘價值。從吳焯的跋文推知，此抄本得自汪立名（西亭），是依據朱彝尊曝書亭藏本所抄。朱氏藏本已不知所蹤，內容僅賴此抄本流傳，更為重要的是，吳焯在這基礎上悉心校讎，完成了許多后代學者想做而未做成的工作。
為此，吳焯夜以繼日地校勘了四個月，從雍正丙午年（1726）小春（農歷十月）至次年新春，翻查了大部頭史書如《唐文粹》、《文苑英華》、《冊府元龜》、《舊新唐書》、《新唐書》、《初學記》等以及唐人文集，對下詔的時間、詔令的內容一一考證。他不僅梳理、補全了《唐大詔令集》本身的內容，還考證出不少史書中的訛誤。抄本中存在的次序錯亂，他也一一挖補拼接，并親手補抄。在現存抄本中，經過校勘的僅有數部，而吳本顯然是校勘最精的一部。
除了嚴謹的校勘，書中還留有不少吳氏評點。如在《放制舉人敕》中，吳焯寫道：“是科劉簣應直言極諫科，考官以其辭過激故抑之。今其文尚傳于世，若登第者都作飄風廽雪矣。”吳焯一生未仕，此言既出，頗有惺惺相惜之感。
有感而發的，還有關于老花鏡的一段跋，很有意思。“人到中年，目眵成華，每見士大夫必加鏡以蓄其光，然一用則不可復止。考之唐宋記載，賦詠之家未聞有及此者，豈目鏡之制創自近古？若昌黎徒自興嗟而已。余行年五十又二矣，回想卅年來校勘舊籍不下十萬余紙，又皆篝燈細書，正如尋山者濟勝有具，方能不倦于行。此天之予我良厚，安可不自勉也。”
由中年眼花談及眼鏡的考證，又及校書自勉，行文一氣呵成。題跋中關于校勘生涯的自述，不見他處記載，極有價值。如果按一紙五百字計算，這三十年間吳焯校勘的古籍竟達五千多萬字！其校書之多，在清初校勘史上足以獨樹一幟，或許只有何焯可以匹敵。由于清初精校本傳世極少，故此書更是顯得彌足珍貴。遺憾的是，吳焯校藏的書籍大多未流傳于后，世人罕知。他所著的《繡谷亭薰習錄》是重要的目錄版本學著作，也未留得全帙，清末由其后裔吳昌綬刊入《松鄰叢書》。而從這部《唐大詔令集》中，我們得以見證了在“顧批黃跋”的樸學鼎盛期到來之前校勘學的一個高峰。在此意義上，這部“吳校本”的代表性著作——《唐大詔令集》，稱之為清初校勘學的重大發現也絕不為過。
劫后幸存，名家遞藏著錄
吳氏瓶花齋藏書，后來大多歸于汪氏振綺堂和許氏鑒止水齋。嘉慶庚申年（1800），許宗彥獲此書，封面上的題字即出自他之手：“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卷，八冊，原缺二十三卷，蟬花居士校本，嘉慶庚申歸鑒止水齋藏”。《鑒止水齋藏書目》著錄此書。邵懿辰在《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中也提到“唐大詔令許氏有舊鈔本，系吳尺鳧所藏，八冊，每冊有長跋” 。許宗彥（1768-1818），號周生，浙江德清人。他與阮元是兒女親家，為官兩個月即辭歸，杜門著書二十年，事跡見載《清代學人列傳》。后移居杭州馬市街如松坊，與瓶花齋相隔不遠。許宗彥所藏多精善之本，不惜重價，然其藏書在太平天國之亂中被燒殘撕毀，令人嘆惋。少數殘帙被兵勇攫賣于市，后由丁丙買回，入藏“八千卷樓”，《唐大詔令集》即是其一，可謂萬幸！
對于此等劫余之書，丁丙非常珍視，將其收入《善本書室藏書志》。首冊卷首的扉頁上黏貼著他手書的提要原稿一紙，另鈐有鑒藏印多方。其中有一方“四庫著錄”印，還有幾張丁丙的夾簽，上面注明了“欽定四庫”的抄錄格式。由此推知，此書應是丁氏兄弟組織補抄文瀾閣《四庫全書》時所據的底本。丁丙去世后的第八年，“八千卷樓”藏書被江南圖書館（今南京圖書館）低價購藏，只有少量零星散出，《唐大詔令集》再次成為漏網遺珍，被藏書家周大輔攬入懷中。這也是八千卷樓藏書迄今尚流落民間的少數幾部善本之一，極為珍貴。
周大輔（1872-？），字左季，室名鴿峰草堂，江蘇常熟人。清末民初，他曾在杭州當過稅吏，收得此書應在此期間。周氏尤喜抄錄稀見善本，現臺灣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唐大詔令集》蕭山王氏十萬卷樓抄本，配有清光緒三十二年虞山周氏鴿峯草堂抄本，為周大輔過錄吳焯校，當是此書的過錄本。
之后，這部書又為沈曾植海日樓所藏，有沈氏藏印及鴛湖沈氏海日樓藏書標簽，《海日樓書目》著錄。上世紀四十年代，沈氏藏書散出，此書也隨之流于海外。它的新主人沒有留下任何印記，但一定是同樣愛書之人，才能使它在七十年后，完好如初地再度歸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