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捷報傳來后，孫中山先生決意從美國前往倫敦作外交努力，“乃以此時吾當盡力于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所得效力為更大也。故決意先從外交方面致力，俟此問題解決而后回國。……吾之外交關鍵，可以舉足輕重為我成敗存亡所系者，厥為英國”，于11月抵達英國，停留十日，與旅英同盟會同志謀劃共和方略，最后“乃取道法國而東歸”，于年底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當是時，中山先生與同盟會元老吳稚暉縱論時局，共商建國事宜，豪情滿懷，縱筆寫下“花得東風一夜開”一句。
孫中山（1866.11.12—1925.03.12），名文，字載之，號逸仙，偉大的中國近代民主主義革命先行者，1940年被尊為“中華民國國父”。與孫中山同為辛亥革命核心人物之一的吳稚暉（1865-1953年）名敬恒，江蘇武進人，早年赴日留學，1905年與孫中山晤面后加入同盟會，為國民黨十大元老之一，曾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等職。
“東風”一詞一語雙關，一指春風，唐李白《春日獨酌》詩之一：“東風扇淑氣，水木榮春暉”；又《紅樓夢》第五十回：“桃未芳菲杏未紅，沖寒先已笑東風”。二指東方刮來的風，此處乃是寓意“革命的東風”，借指武昌起義猶如一夜東風，催醒了全國各地的革命之花，引發了革命大潮。并留鈐印“孫文印”、“石上題詩掃綠落”兩方。
孫 文（1866～1925） 為吳稚暉書匾 花得東風一夜開
絹本、水墨紙本 手卷 書法：30.5×111cm 繪畫：30.5×135cm 跋文：30.5×138.5cm
說明：
1.吳稚暉上款。書于1911年武昌起義大捷之后。
2. 唐云因題補畫一段并題簽條，謝稚柳題跋。題跋上款人為張澍聲，京劇名票，與海上畫家多有往來，尤與唐云交善。
此作藏家張澍聲先生祖上為無錫望族，與吳稚暉先生有世交之誼，并得識于右任、李濟深、章士釗等政界精英。因其時在英國恰逢其會，遂得藏此墨寶。張氏為京劇名票，與徐悲鴻、唐云、白蕉、周錬霞、謝稚柳等書畫大家皆有往來，尤與唐云交善。故在1976年春，請時任上海中國畫院院長的唐云先生以此句之意作老梅新蕊。畫粗大的枝干寓意古老的華夏，寫怒放的梅花迎著初春的東風“一夜”競開。題記“丙辰之春好月樓漫筆，應澍聲兄之屬，唐云記”，鈐印“秋藥翁”一方。書畫合璧，更添其趣。后又于1978年夏，邀著名書畫家、鑒定家謝稚柳先生作跋。謝先生跋曰：“右孫中山先生所書，筆勢勁爽。先生為民主革命畢其生，翰墨屬其余事，最為人所習見比如天下為公，氣概特為雄杰。此書與之不類，屬其早年筆尤為世所罕見也。澍聲先生藏之有年，并屬唐云畫梅于后，裝為一卷。戊午夏初十一，示因題。謝稚柳。”
孫 文（1866～1925） 楷書 江上清風
絹本 立軸 116×38cm
說明： 日本畫家土井彩畝上款，藏家直接得自上款人
謝先生在此道出中山先生這件墨寶的珍貴之處在于“屬其早年筆，尤為世所罕見”，不僅是其領導和見證辛亥革命的珍貴歷史資料，而且在其書法藝術作品中也屬早年，因此十分罕見。世人所多見的孫中山書法，如“天下為公”、“博愛”、“世界大同”等多為其民國后的楷書、行書作品，形貌上往往兼得顏體體格、蘇體韻味及魏碑風神等書法傳統，又具章法簡明，氣象雍容之感，展現一代政治領袖胸襟開闊、博大豪邁的精神氣度。民國一代書法大家、國民黨將領譚延闿（1880-1930年）這樣評說中山先生的書法：“故時賢謂總理之書，深得唐人氣韻，流美自然，非力學所能工。至其矜慎厚重，不詭不隨，又適如其人焉。”又說：“其書不但似蘇東坡，而往往有唐人寫經筆意，正直雍和如其人，真天資聰明，凡夫須學而不能也。”而這幅寓意深刻、氣勢恢宏的行草作品，“筆勢勁爽”，可見中山先生當時的心情多么意氣風發，聞革命如火如荼之勢而覺快哉！
孫 文（1866～1925）楷書 節錄尚書·說命中
紙本 立軸 156.5×42cm
孫中山先生喜愛題字，贈書于人。辛亥風云已過百年，因其尊崇的地位與人格魅力，其手書墨跡向來為國人所重，遠及日本，亦備受尊崇愛護，中山先生生前也與諸多日本友人結下深厚友誼。此次得見的中山先生另外兩件楷書立軸作品皆從日本征來，并留有當時的裝裱。一件“行之非艱，知之惟艱”，是他總結革命教訓，語化《尚書﹒說命中》中傳統的“知易行難”觀點而作，上款人“白木先生”，作于紙本之上，寫得蒼勁古拙，沉著有力；另一件“江上清風”，語取自蘇軾前《赤壁賦》“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一句，上款人為日本女畫家土井彩畝。土井彩畝為杵筑市大分縣人，明治24年1月1日（1891年）出生，20余歲認識因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被迫下臺，流亡日本的孫中山。此作為絹本，可能直接俯于榻榻米上所寫。這兩件作品正是中山先生的日本游歷歲月的見證，表達了他對自然風物的熱愛和曠達的心胸，在此也有革命壯志未酬而自勉之意，書寫得儒雅風流、清新自然，似有日本書法的意味，又高雅脫俗，自成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