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清王朝正經歷著康樂熙盛的康熙盛世，當皇家的富貴遇上文人的雅趣，犀角杯就成為皇子們書房案頭上的必備陳設。
這件極富文人韻味的《后赤壁賦》犀角杯卓然不群，其獨特之處在于底部款識，圈足內浮雕葉子漂于水波，上刻“龢齋”陽文篆書款。據有關資料，北京故宮博物院館藏有一套六枚青花瓷章，為雍正封號和碩親王時的印璽，其中就有“龢齋”陽文印，璽文書寫形制與此杯書款完全相同。故宮瓷印的制作時間為康熙四十八年后，且印文左右有龍紋，上方有“御賜”二字，可知是康熙帝御賜齋號。由此推想，此件犀角杯或是雍正尚為皇子時，康熙御賜的清玩雅器。
犀角杯高14.6厘米，重424克，以蘇軾《后赤壁賦》內容為母題，整杯取亞洲犀角滿工而作，移步換景地勾勒出可游可賞的赤壁畫卷。犀杯外壁一側，有亭臺樓閣半隱林中，曲徑通幽、溪水潺潺，營造出“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的環境；蘇子相約友人，深夜出行。下方雕刻江水滾滾，三人在舟中圍坐，“攜酒與魚，復游于赤壁之下”，畫面層次深遠，可感“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美景。犀杯另一側，雕小船歸來，“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天上有一只孤鶴橫江東來，于舟上空飛掠而過，“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杯尾處巧用犀角天然的天罡地溝，鏤空圓雕松楓矗立，制為杯柄，更有松木郁郁蔥蔥，數條出枝尋入杯內，饒有生氣。
在杯口下一處山石上，雕刻另一陽文款“文樞”，是明末清初犀角雕大家周文樞名號。目前所見帶有“文樞”名款的犀角杯多為陰刻，這些銘刻真偽參半，不乏傳承中后添款識，而陽文款則較為少見，可謂此犀杯的另一個亮點。
周文樞，清初金陵落第秀才，蘇軾，北宋元豐二年被貶黃州。兩者境遇除卻時空文獻中，竟有著十分相似。周文樞如何從落魄書生成為犀雕大師的過程無史可考，但其傳世作品多以《赤壁賦》為題材，可窺他內心對懷才不遇的感慨和寄情清風明月的超脫。
仔細端詳這件作品，其雕刻技藝高超，圓雕、浮雕、印刻、鏤空無一不具、無一不精。人物不細求五官，只寥寥數筆，神韻全出；巖壁不苛造紋理，只大刀闊斧，一氣呵成；水流精雕細刻，條條分明，氣韻貫通，似聞水聲。內堂拋光圓潤，規整大度，撫之適手，可見作者對于犀角工藝的獨到體悟與大家風范。
多數《赤壁賦》犀角杯，著重墨刻畫蘇軾游船的主題，意指其失意與落寞。而此作更像是一幅對山水秀美的風景畫，人物點綴其間。也許，這正是作者突破傳統表現方式而展現自己心靈的創作。他相信“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才是永恒之物，而蘇子所感慨的“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的故事，已經隨著犀角杯又流傳了幾個世紀的滄海桑田。
犀角杯本已稀少，在歷朝歷代中或損壞，或遺失，帶有皇家名款的更是鳳毛麟角。而此件作品無論從工藝、款識、選料、色澤、品相都屬上乘，實為傳世犀角雕刻的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