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魯（1919——1982），二十世紀中國畫壇一位極富傳奇色彩的藝術家。出生于四川富庶家族的石魯，原名馮亞珩。從“馮門九子”到“馮門逆子”，石魯在少年時代即顯露了他狷狂而真誠的性情。早年從成都“東方美專”接受基礎的繪畫訓練后，石魯跟隨革命形勢的發(fā)展，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救亡。石魯的藝術創(chuàng)作從革命題材入手。在這一時期，他積極領悟社會和人民的藝術需求，創(chuàng)作了大量頗受世人認可的大眾藝術作品。50年代初，石魯任西北美協副主任，兼任西北畫報社社長；至1954年，他當選中國美協西安分會副主席。然而，正是在這個過程中，石魯早期確立的藝術觀發(fā)生了改變，其繪畫創(chuàng)作目的由“為人民服務”轉向了對藝術本體的探索思考，并展開了對傳統繪畫的研究。
特立獨行的個性和高超的藝術稟賦，使得石魯對繪畫的“創(chuàng)新性”尤為關注。在石魯為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創(chuàng)作的巨幅歷史畫《轉戰(zhàn)陜北》中，對形式美感和意境的追求被放到第一位。石魯是一個時代的開路人，他率先發(fā)現了繪畫“政治宣傳功能”可以適當被削弱的時機，而提出了“審美的趣味”的新話題，此后，他創(chuàng)造了一系列面貌出新的中國畫，被推譽為“長安畫派”的創(chuàng)始人。雖然石魯的藝術創(chuàng)舉一直伴隨著批判的聲音，當時有批評家以“野、怪、亂、黑”攻擊石魯新畫風格，藝術家一面巧妙回應，一面進一步強化其創(chuàng)作觀念，并撰寫了中國畫理論著作《學畫錄》。
然而，石魯——這位領先于時代藝術潮流的畫家——最具傳奇性的是：在1964年嘔心瀝血創(chuàng)作《東渡》廣遭公眾質疑批判之后，他瘋了。石魯被確診腦蛋白中毒，為嚴重偏執(zhí)型精神分裂癥患者。《東渡》原作已不知所蹤，我們從現存的《東渡》草稿和寫生稿中可以看到藝術家對畫面構成的突破，人物形象塑造的創(chuàng)新，筆墨和賦色的實驗等，應是一件杰作。
藝術家所預期的與外界的反映懸殊太大是致使其精神分裂的因素之一。更重要的是，石魯實則已面臨政治與藝術無從選擇；中學與西學矛盾不可調和；創(chuàng)新和傳統無法兼顧的困境，“癲狂”是石魯的藝術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出口。治療期間，石魯被允許回家養(yǎng)病，他翻出50年代在埃及和印度畫的寫生稿，在半癲狂的狀態(tài)下進行了翻天覆地的“改畫”行為。現在看來，這批作品癲狂之余，尤為自由和神秘。石魯潛意識的繪畫是其腦海中殘存的深刻記憶的輸出，這些不完整的碎片表現在畫面中常被歸納為“怪畫”，“天書”和“奇談”三個元素。或許，藝術家的精神寄托、繪畫理想正潛藏在這些難以辨識的圖形、文字當中。
石 魯（1919～1982） 石魯自畫像
設色紙本 鏡片 95.5×89cm
出版：1. 《陜西檔案》封三，陜西檔案局、檔案學會辦，陜西檔案編輯部，1993年。
2. 《石魯掛歷》第二頁，深圳東方企業(yè)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
說明：附原國家文物鑒定委員秦公先生簽名證書。
70年代，石魯精神狀況逐漸好轉，此時，“癲狂”的精神氣質轉化為其書畫作品中耐人尋味的質量。《石魯自畫像》，讓我們得以認識石魯“癲狂”精神狀態(tài)下的藝術創(chuàng)作。畫作的整個畫面，首先被一種混沌秩序所控制，各個部分有如互相撞擊般地被嵌合在一個畫面里。畫面的顯要位置為一位飽經滄桑的老者頭像，光頭和滿臉的絡腮胡須與石魯的日常樣貌有所差異，而這也許正是石魯在“半瘋癲”狀態(tài)下，心目中自我的形象。而我們從畫面右上角，藝術家模仿碑刻用筆書寫的“酒神頌”字樣中，可以想見藝術家以“酒神”自比的心態(tài)動機，體會藝術家對自由癲狂的極力崇拜。從這件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標志石魯“癲狂繪畫”的幾個要素：以字母“天書”構成的山體；左上方帶有印度或埃及裝飾紋樣的器皿；右下“石格而魯”（石魯為自己取得印度名字）的畫印；以及大量的顫筆和短皴等。這些“癲狂”的表現手法是藝術家記憶、幻覺和妄想的宣泄。精神的極端狀況，使被理性所控制的意識消隱；在這種臨界狀態(tài)下的創(chuàng)造，是人的內心的動向，更是一種難得的藝術奇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