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2010秋季藝術品拍賣會中，“清代校勘第一家”顧廣圻批校的《戰國策》可謂一戰成名。該書以800.8萬元的驚人價格，一舉創下國內古籍善本單件拍品最高紀錄、批校本拍賣最高紀錄。“顧批”的驚喜尚未落幕，與之齊名的“黃跋”又將驚現西泠春拍。這里提到的“黃跋”便是經過乾嘉間第一藏書大家黃丕烈刊刻、作跋的影宋本《國語》。
《國語二十一卷附校刊明道本韋氏解國語札記一卷》，（吳）韋昭注，（清）黃丕烈撰，清嘉慶五年（1800） 黃氏讀未見書齋刻本，2冊，紙本，28.1×17.8cm
清代樸學大興，因此也造就了一個藏書、校書的黃金時代，而顧、黃二人更是有清一代精于此道的佼佼者，凡古籍善本，但經其中一人之手，必定在內容和身價方面同時得到極大提升，這在當時便已經是學界和業界的共識。因此，此次黃跋《國語》一經現身，立即令整個藏書圈為之震動；同時，該書的傳奇經歷、極高的學術價值也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關注。據悉，相關的學術研討會正在緊張籌備中。
“黃校”“黃刻”“黃跋”齊集一身
這部《國語》為嘉慶五年庚申（1800）黃氏讀未見書齋的影宋刊本，亦為黃丕烈“士禮居叢書”中的第一部，故而極受重視。黃丕烈當年不僅與顧千里一起參照多個《國語》版本悉心校對，最終選定影宋明道二年本作為刊印底本，還請了錢大昕、段玉裁等學界巨擘為之作序，并由著名書法家李福手書上板，堪稱是集眾家所長的精善之本。
此書共兩冊，高麗裝幀，封面與封底均用該國皮紙，品相精好。每冊扉頁有朝鮮純真王后垂簾聽政時期權臣金羲淳的鈐印，印色殷紅，略有漫漬。黃丕烈手跋一百單八字，題贈朝鮮使臣樸修其，是現知黃氏題跋域外友人的唯一一種，對中朝文化交流史研究具有重要價值。如今，這部書歷經兩世紀的流離顛沛，一朝歸國，完璧如初，實在是令人感嘆。
京城偶遇，縞纻遺風賴書傳
人們或許會問，一部中國古籍，何以會用高麗裝幀，難道咱們的《國語》也是韓國人寫的？這當然是笑談，不過我們今天談論的這個本子的確與我們的鄰邦頗有些淵源。
話說嘉慶六年辛酉（1801），時年39歲的黃丕烈在幾經科場失意后，再度赴京參加“舉人大挑”， 此時的他，雖然尚未對仕途完全斷念，但主要心思已轉移到對古籍善本的搜集和整理上。北京琉璃廠自然成了他徘徊流連之所，正是在這里，他邂逅了朝鮮使臣樸修其。兩人筆談半日，臨別時樸修其以楹帖贈黃丕烈，黃丕烈想起自己去年刊刻的《國語》，可惜未隨身攜帶，于是就取了同行友人陳簡莊所攜的這部《國語》，題跋回贈，以續“縞纻之風”。百余字跋文言簡意長，聲情并茂，盡顯黃氏之風，其書法，亦能一空倚傍，蒼秀絕倫，殊不容有人作偽也。
關于這段偶遇，還可以從這部《國語》的出借者陳鱣（簡莊）和樸修其后人的身上找到旁證。據錢泰吉《陳鱣傳》記載：“嘉慶辛酉會試至京，于琉璃廠書肆識朝鮮使臣樸修其檢書，各操筆以通語言，樸修其以所撰《貞蕤稿略》貽仲魚，仲魚報以《論語古訓》，各相傾許，一時以為佳話。” 陳鱣在《貞蕤稿略》序言中提及此事。樸修其之子樸長馣在《縞纻集》卷三中也記錄了陳鱣與其父親的一段筆談。
至于扉頁中的金羲淳之印，目前只能以邏輯作大略推斷。嘉慶辛酉年（1801），權臣金祖淳受先王遺命輔政，權傾當朝，一時無兩。本部《國語》的主人金羲淳似為金祖淳之弟，當朝王妃之叔，先后繼任刑曹判書、吏曹判書、兵曹判書，可謂一人獨領半璧江山，但有使臣至中國，莫非受其本人委派。使臣歸國后將所得罕物貢獻上奉，這應是本部《國語》流入朝鮮宮廷的正當孔道。得者寶之愛之，故此，時越二百余載，本書“品相”依然清爽，頗不似前朝舊物。
一朝歸國，“黃跋”《國語》動學界
朝鮮三千里江山緊鄰中國，該國士者時時提及與黃氏之交誼，以為無上榮耀。而中國學人往往將目光聚集東瀛，對中朝文化交流的記述反不以為然，且抱“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下雨如絲”態度，因此百多年來，苦于無實物佐證。此部《國語》榮歸故里，不僅是中國文壇的一樁異聞，亦是中國與近鄰朝鮮文化交流的一段傳奇佳話，更能填補史料空白。
學術界對此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和關注。雖然西泠拍賣此前已將書影資料寄給各路學者，供其研究，但登門觀書者仍絡繹不絕。目前，學界相關人士正在籌劃“黃跋”“顧批”的學術研討會和鑒賞會，誠邀專家學者在今年6月12日（黃丕烈誕日）這天共襄盛舉。（具體時間地點待定）
語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黃丕烈非但知書，且亦樂在其中，其嗜書之篤，可謂空前絕后。姚伯岳教授在《黃丕烈評傳》中說“同時能做到藏而能鑒，鑒而能讀，讀而能校，校而能刊，刊而能精者，則首推黃丕烈”。在當今藝術市場中，“黃刻”之罕已近傳說，“黃跋”的價值已邁宋刻，此部《國語》得“黃刻”“黃跋”“黃校”于一身，跋文涉及友邦宮廷，且又歸自海外，其珍貴程度自不待言。
